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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对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介绍，不仅包括黄淮下游、长江上中下游、关中与晋陕高原、内蒙古中南部、甘青、燕山南北地区，还囊括东北及闽粤桂地区，甚至新疆天山南北也原本在其收录范围之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03）。
《夏商周考古学》更开宗明义，指出“从地域范围看，本课程研究对象不仅包括中原地区的……文化，而且也包括周边地区同时期诸考古学文化”
（井中伟等2013）。
其收录周边地区的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远较《中国考古学·夏商卷》更为“齐全”
。
上述处理原则，已有学者一言以蔽之：“夏商周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现今中国境内夏商周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存。”
（王巍等2006）“现今中国境内”
这一当代行政和政治区划范围，成为考古学一个研究领域的空间界定指标。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还心存困惑：
三代文明=夏商周王朝文化=夏商周时代的文化=公元前2千纪至前1千纪前半段、现中国境内所有文化遗存，这一等式及研究上的处理方式是否成立？
所有在“现中国境内”
的三代时期的文明，都属于三代文明的研究范畴吗？
三星堆、吴城、马桥、夏家店下层、朱开沟、齐家、四坝，甚至新疆地区的青铜文化……它们都属于三代文明吗？
所有年代上在“夏商周时期”
的考古学文化，都属于“青铜时代文化”
吗？
与此同时，《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考古学·两周卷》《夏商周考古学》中三代王朝周边地区诸文化的介绍部分，分别约占其总篇幅的33.3%、11.4%和26.4%。
由此可知，首先，三代王朝本体的内容，占了三分之二甚至五分之四以上，处于绝对优势；其次，与夏商相比，两周时期华夏核心文化的范围有了大幅度的扩展，强力“挤压”
了所谓“周边地区”
文化的生存空间。
因此，上述统计数字也显现了三代文明不断扩展的动态过程。
至此，可以说，由邹衡等前辈奠基的三代考古或曰夏商周考古臻于大成。
如果说邹衡是夏商周考古研究一个时代的代表，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仍然生活在邹衡的时代”
（许宏2013），那么，这个时代的特色是什么？其定鼎之作《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7篇长文，分别论证了考古学上的（先）商文化、夏文化和先周文化。
用邹先生自己的话，他的工作就是“把某些考古学上的问题引向夏、商历史问题的研究”
（邹衡1980）。
罗泰的归纳也许更切中其实质：“这几篇论文系统论证了邹衡关于夏、商、周三个朝代的考古学特征，商、周两个朝代的起源以及重要遗址的历史定位等重大学术问题的观点。”
（LotharvonFalkenhausen2006）这是否也就是“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
？或者说，其最大的特色已蕴含于这个时段考古学的定名——“三代考古（夏商周考古）”
中，或可称为“王统的考古学”
？
邹衡著《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1980）
2005年，作者陪同考古学家邹衡（右）考察二里头文化遗址
如果“王统的考古学”
对于此前“王统的文献史学”
是一场材料和方法上的革命的话，那么今后我们应做的是什么？大概就是超越三代王统考古学的、对东亚大陆青铜文化宏观体系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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