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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仅见于大中型聚落的高等级器物，由于原料不易获得或制作技术复杂，其生产、流通和使用应为社会上层所垄断。
王城岗遗址所处的颍河上游的登封盆地，迄今已发现了12处与其同时期的遗址，构成一个小聚落群，大中小型聚落呈金字塔式分布，其中1万平方米以下的聚落占绝大多数。
因此，规模较大、规格较高的王城岗遗址属于一定区域内的中心聚落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它究竟是多大地域内的中心。
这一带历来是盛产传说的地方。
由于附近发现了战国时代的阳城遗址，学界从王城岗小城堡一发现，就开始把它和“禹都阳城”
或大禹之父“鲧作城”
挂上了钩。
发掘者最新的解读是，王城岗小城有可能为“鲧作城”
，而大城才是“禹都阳城”
。
考古与上古史探索就是这样经历着发现——推想、再发现——再推想的过程。
据发掘者模拟实验和估算的结果，如调动1000人以当时的生产工具完成王城岗城墙的修建，需要1年零2个月的时间。
如果根据当地现代农村的经验，按照一个村落能够常年提供50～100个青壮年劳力计算，要1年完成这个工程，需要征集10～20个聚落的劳力。
这与前述田野调查发现的登封地区龙山文化晚期聚落的数量基本符合。
很可能王城岗城址的建设工程，是动员了以王城岗为中心的整个聚落群的力量来共同完成的。
王城岗与战国阳城（西南→东北）
这说明，即便像王城岗这样面积达30余万平方米的大邑，其筑城工程也只需十几个聚落组成的小聚落集团即可完成。
因此，认为这类城邑如不具有广大地域的社会动员能力则无以为之的推论，以及由此断定它们应属夏王朝都城的思路，都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到整个颍河中上游，就会对王城岗这类中心聚落的定位有更清晰的认识。
颍河中上游谷地以海拔200米等高线为界，可以分为登封和禹州两个自然区域，河流落差在禹州地段急剧变缓。
由上游的王城岗顺河而下，就是地处中游的另一处大邑——禹州瓦店遗址，二者的直线距离约37.6公里。
从两个聚落群所处的自然环境看，登封盆地地势局促，水流落差大，可耕地范围相对狭小，但丰富的动植物和石料资源都处于聚落群的可控范围内。
而禹州境内河道宽阔，地形呈半开放状态，可耕地相对较多。
但与登封聚落群相比，某些资源尤其是日用石器的石料资源获取需花费更多的时间和劳力，因此聚落群内外的交流都较密切，整个聚落群的发展趋于开放。
以瓦店遗址为中心的禹州聚落群，目前共发现同时期的遗址14处，基本上沿河分布。
中型聚落的规模较大，比例也高于以王城岗遗址为中心的登封聚落群。
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登封聚落群与禹州聚落群的文化面貌存在差异。
总体上看，登封聚落群基本不见外来文化因素，而禹州聚落群，除了本地的王湾三期文化因素之外，还掺杂了大量来自东方海岱龙山文化和南方石家河文化的因素。
最新的考古收获表明，瓦店遗址所在的两个台地都有环壕连接颍河形成封闭的空间，面积分别在40万、50万平方米（前者年代已确认，后者不晚于汉代），整个遗址的总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
瓦店遗址的文化内涵也颇令人瞩目。
遗址西北台地有由数条围沟组成的“回”
字形大型夯土建筑，每边约30米，建筑基址或沟内发现了数具用于奠基或祭祀的身首分离的人牲遗骸和动物骨骼。
另有长方形和圆形夯土建筑，建筑基址的铺垫层中也发现了人头骨。
发掘者推测应是与祭祀活动有关的遗迹。
东南台地灰坑和一般房基较多，出土了大量器物，两个台地可能存在着功能上的差别。
聚落中已用牛和羊的肩胛骨作为占卜用器，出土的玉器则有铲、璧和鸟形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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