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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对旧社会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恨。
多年以后，他泪水在眼里打转地回忆说：“在万恶的旧社会，州县官吏对百姓如对待牲畜，贪财好色，饮酒废事，从不认为民间有疾苦。
我当时愤怒得发狂。”
刘伯温在1360年初见朱元璋时，无法理解朱元璋浑身散发出来的对元王朝的刻骨仇恨，这是因为他对年轻时的朱元璋不了解。
朱元璋没有知识、没有背景，处在社会最底层，受了太多的苦。
就是后来拿着饭碗以和尚的身份要饭，也是过了今日没明天。
用民间的说法，朱元璋的人生就是“强活”
——奋力勉强地活着。
刘伯温即使知道朱元璋那段凄惨岁月，由于二人的经历不同，他也无法理解朱元璋的仇恨。
刘伯温不想改变朱元璋对元王朝的看法，因为他本身就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元王朝，他对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的教诲很有心得。
他只是希望朱元璋在反元的时候，抛掉朱元璋头上顶着的红巾军的帽子。
其实抛掉的不是红巾军这顶帽子，而是这顶帽子的白莲教的质料。
他在给朱元璋的《时务十八策》中就特意用文字透露了这一信息。
他说朱元璋赤手空拳创建了应天政府，而丝毫未提朱元璋是红巾军的一员将领。
1362年农历六月，察罕帖木儿在他最后的宝贵时光里向朱元璋投去温柔的一笑，这位元王朝的“齐桓公”
对朱元璋说：“我已经奏报朝廷，给你个丞相的职务。”
朱元璋对这察罕帖木儿的温柔一笑，心神不宁。
当时刘伯温正在老家守丧，他给刘伯温写信征求意见。
刘伯温对他说：“察罕帖木儿现在是元王朝的顶梁柱，我们不能得罪他，但我们也不能像张士诚那样投降元政府，这和我们的初衷相违背。
只有一个计策，那就是不理他，既不说投降也不说不降。”
朱元璋是否想过被元王朝招安，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证明。
但就在本月，察罕帖木儿被田丰谋杀，朱元璋得知这个消息后，茫然了很久，最后叹息说：“天下无人也。”
后来吹捧朱元璋的人说，朱元璋当时不理察罕帖木儿，是因为对将来的成功已成竹在胸。
这简直是胡扯，朱元璋当时西边有巨无霸陈友谅，东边有张士诚，还有他至少在七年时间里都难以企及的元大都，他怎么就会对成功成竹在胸？
他所以没有接受元政府的招安，是因为察罕帖木儿死得早，如果再给察罕帖木儿几年时间，朱元璋后来的路肯定会不同。
1362年年末，元政府派了一批使者先到方国珍处，然后送信给朱元璋，要招安他。
朱元璋和刘伯温商议许久，刘伯温认为，继续不理。
因为在刘伯温看来，失去了察罕帖木儿的元政府，已经没有了招安的资格。
朱元璋比刘伯温走得更远，他不但这样认为，而且还把元政府的使者叫到应天，杀掉了其中几名。
但几天后，朱元璋马上对自己的鲁莽反悔了，他派人送还了活下来的使者，还送了许多战马给元政府。
元政府无法做深一层次的追究，此事只好不了了之。
1363年农历二月，张士诚攻安丰城，朱元璋深思熟虑了一个月后，亲自出兵解救安丰。
刘伯温当时让他放弃这次机会，他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就是要把朱元璋从小明王的红巾军旗下解放出来。
刘伯温多年来对朱元璋的教诲，使朱元璋逐渐理解了这样一个道理：不能和白莲教有瓜葛，自己就是将来的天下之主。
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些，就能明白朱元璋在讨张士诚檄文中除了张士诚罪状之外的那些话。
他说：“我参军之前，是有很深考虑的。
首先考虑的是红巾军，但他们全是些妖言惑众、装神弄鬼之徒，后来又考虑参加政府军，可他们以杀害百姓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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