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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通嘴炮打下来，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
记得的恒记，不愿记的恒不记。
碰到不顺耳的看法，有条件时要踩，没条件时创造条件也要踩——事情就这么简单！
这就说到文艺和时论，回到文科知识了。
据说“**乐”
是出于冷战对手的阴谋，是刻意制造娱乐快餐，意在填满弱者心智，消解反抗既得利益者的意愿和能力。
其实，即便没有外部输入，即便也不如另一些人所忧，可诿责于父母、学校、社会的“娇惯”
和“过度保护”
，就更深原因而言，只要前述条件和趋势不变，只要人们对社会实践的疏远面、绝缘面、无知面不断增大，这些人想离开文化奶嘴，恐怕也难——这里既有知识的失衡（多表现于理科），也有知识的失真（多表现于文科）。
最日常的现象是，一些大学生居然被小无赖忽悠，一些硕士或博士被校园贷、高消费、假网恋、出国梦、成功学、邪教组织无谓吞噬生命，悲剧时见报端。
他们的学业高分，他们的超长网龄，都不足以摆脱“利令智昏”
的古老魔咒，不足以换来连古人也不缺乏的基本判断力，无法健全自己成熟和正常的人格。
3.实践浮影
延续前面的话题，这是指现代人特别容易重知轻行，以知代行，使自己的实践日益虚浮，知识生产“脱实向虚”
。
这也是说，牛顿和爱因斯坦那个时代尚属正常，资本主义拉动生产力，知识多服务于实业；然而自后工业化时代以来，正如金融玩起了体内循环，知识也开始服务自己。
金融（投机）与知识（自肥）两大产业，已构成新资本主义的双“虚”
。
事情起码是这样。
读书当然是一件好事。
特别是在古代，交通和通信工具不发达，人们的活动半径小，知识多是亲历性的直接知识，所谓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亲自吃上一口。
由此产生的知识量显然不够，非常不够，人们急需用书本补充间接知识，不能不羡慕“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
。
尽管庄子对书本并不特别信任，在《秋水》中警告：“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
；陆游也对书本一直警惕，在《冬夜读书示子聿》中感慨：“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但毕竟那时间接知识极度稀缺，读书人都是宝贝疙瘩，直到20世纪前期，中国军队里的连长或营长，身边能有个识文断字的文书官，能看懂公文和地图的那种，还相当稀罕和要紧。
变化的拐点很快到来。
中国的文盲率已从七十年前的80%降至4%，高校毛入学率接近五成，这意味着印刷机、网络服务器开始热得发烫，谓之“信息”
的间接知识出现疯长和爆炸，反过来大规模挤压和取代直接知识。
在很多人那里，“知识”
已等同于书本知识，“良好教育”
已等同于完整学历，“知识就是力量”
无异于文凭就是身价和话语权。
一百本书产生一百零一本书，一千本书产生一千零一本书，知识的自我繁殖和次生、再生链条无可遏止。
知识的分支也无比庞杂，以致同科俩博士也可能互为聋子，因分支不同就听不懂对方的概念。
从学前班到博士后，从鼻涕娃到白发生，很多人半辈子或大半辈子都在读读读，如果入职院校或媒体，更可能成为终身“书虫”
——这种情况在文科领域特别多见，也特别令人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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