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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不要夸大个人调节税的作用
发展和壮大中产阶级要注重一次分配，不能过于夸大二次分配如个人调节税的平抑作用。
按理说，个人收入调节税应当在调节贫富差距方面发挥作用，但实际上我国的个人所得调节税在这方面并没能起到应有作用。
例如，免征额过低，2006年到2010年就因此三次调整免征额，缺乏前瞻性，把法律当儿戏。
也正因如此，在2011年4月22日全国人大第11届常委会第20次会议上干脆没有对国务院提交的个人所得税修正案进行表决，因为这个草案中提议的3000元免征额实在太低了，无论对减少中低收入人群税收负担还是调节贫富差距，都无法起到应有作用。
除此以外，由于贫富差距主要发生在家庭和家庭之间，所以个人收入所得税调节的应该是家庭贫富差距。
然而我国《宪法》规定，纳税义务主体应当是“公民个人”
而不是家庭，所以虽然不断有人呼吁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应当以家庭为单位，但终究无法逾越法律障碍。
当然，说个人收入所得税能够调节贫富差距，是相对而言的。
举例说，越是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来源就越多样化，尤其是一些数额巨大的收入还多属于隐性收入，本身游离在法律边缘，很难被人掌握。
所以，单靠这部简单法律不可能解决所有收入不公问题，尤其是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公应当主要靠立法，通过调整免征额及完善税率来解决；而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则应当依靠调整社会政策来解决；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主要应当通过权利救济途径来实现[11]。
但无论如何应当肯定的是，这些调节力度都应当大大加强，而不是维持现状，更不是进一步削弱。
第四节 用稳定股市来稳定中产阶级
发展和稳定中产阶级队伍的措施千条万条，但从我国实际出发，最简单可行的办法是稳定股市，通过稳定股市，让中产阶级的家庭资产实现保值增值，从而达到稳定这支队伍的目的。
粗略地看，我国数以亿计的股民恰好对应着我国中产阶级队伍。
由于这些年我国股市严重低迷和缩水，所以导致中产阶级“无产化”
，两者之间还是有必然联系的。
可悲的是，扼杀我国中产阶级队伍的不是别人，正是股市这种市场方式，这是很不应该的。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股市属于金融，金融是财政的延伸，所以这就决定了股市这种资本市场其实质是再分配手段之一。
如果财政制度和金融政策是扭曲的，那么股市这种原本属于资源配置的工具，就更多地会被当作一种财富再分配手段来使用。
据银河证券公司的研究报告，2007年10月到2008年9月整整一年时间里，我国个人投资者平均每人从股票投资中损失10万元。
千万别以为这10万元对炒股者来说是“小菜一碟”
，由于这是净损失，并且平均每户的亏损程度高达55%[12]，说明这足可以摧毁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从中产走向“无产”
了，如下所示：
该报告研究表明，当股市牛市来临时的初级阶段并不会产生财富效应，只会吸引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入资本市场，只有在大牛市的后半期或者熊市刚开始时，才会产生正财富效应。
有鉴于此，要想用稳定股市的办法来稳定中产阶级队伍，必须从根本上扭转原来的错误思想，建立一套能够促进股市健康（而不是亚健康，更不是不健康）发展的上市制度。
否则，只是着眼于推出一些临时“救市”
措施，效果就很值得怀疑，即使有效果也是短期的。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很简单，那就是正确定位股市，把保护投资者利益、注重对投资者回报放在第一位，而不是为融资服务。
例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门口竖着的牌子上就这样写着：“华尔街股市的宗旨是：要像扶七八十岁的老太太过马路那样小心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
时时对照这一点，监管部门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不仅仅是为了让股民“赚几个钱”
，而是要放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高度来认识。
换句话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重要原因之一是受益于我国的高储蓄率和由此带来的高投资率。
也就是说，如果我国金融系统没有这么多居民储蓄给银行拿出来投入企业生产和基础建设，经济发展速度就远远不可能有这么快。
然而，在我国目前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这种局面很可能会发生改变，以前的这种局面再也无法继续下去，需要由股市这块资本市场来担当这样的重任。
数据表明，2009年我国储蓄率高达51.4%，比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提高13.5个百分点，年平均上升0.44个百分点[13]。
储蓄率为什么会这么高呢？原因很多，但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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