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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经验看，任何一个消费社会都必须具备最低限度的社会公平，否则这个社会就无法成为内需社会，就会非常不稳定。
而这种最低限度的社会公平，是建立在社会各阶层对经济发展成果分享基础之上的。
这方面尤其要克服过去一直坚持的“一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
，这是大错特错的。
一次分配解决的是结构性问题，目前的问题是一次分配中劳动者所得太少。
如果一次分配都做不到基本公平，二次分配再努力也没用。
目前二次分配的问题主要在于两点：一是针对普通劳动者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太低；二是针对富人的税收不是空白就是收不上来，最终造成富人消费过度、穷人消费不足。
三是要确立社会政策，通过建立有效的社会保护机制促进中产阶级成长。
现实情形是，由于国有企业强大的行政和政治力量，新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节节败退、在社会领域步步紧逼，致使住房、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领域本来应该得到政府财政大力投入和政策保护的，现在却落入过度市场化的陷阱，从而使得中产阶级越来越“无产化”
。
第三节 稳定和壮大中产阶级
既然中产阶级是扩大内需消费的基础，也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需要的理想社会结构，那么仅仅遏止中产阶级的“无产化”
趋势还很不够，还必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稳定和壮大中产阶级队伍。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以下几方面的努力值得关注：
一是要调整社会财富分配、缩小贫富差距
道理很简单，中产阶级的概念直接关涉到家庭资产的多和少，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最终结果必然会使得家庭资产处于“中间”
的那部分人越来越多，这就表明中产阶级队伍壮大了。
据世界银行前官员刘植荣对全球工资状况进行的研究，在全球134个国家和地区中最富的20%的群体收入平均占社会总收入的47%，这个比例越低说明这个国家贫富差距越小、社会越和谐。
结果表明，全球所有工业化国家的比例都低于平均数，比例超过平均数的国家基本上在非洲、南美洲，中国为48%。
与此同时，全球最穷的20%的群体收入平均占社会总收入的6%，这个比例越高说明贫富差距越小、社会越和谐。
中国为5.7%，低于世界平均值0.3个百分点[9]。
这表明，我国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二是引导理性消费、健康消费
专家认为，中产阶级群体的幸福来源有三个：一是干得好，二是挣得好，三是花得好。
相应地，政府稳定和扩大中产阶级的重点有五个：一是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形成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形成高效的职业社会；二是鼓励创业、打破垄断、减少巨富；三是提高低收入者的素质和能力建设，加强个人工资谈判能力；四是加快推进工资集体协商谈判；五是对中产阶级群体适当减税，提高起征点和降低税率档次等。
与此同时还要注意，目前我国中产阶级的一大杀手是房地产、股市。
而房地产、股市既是投资品又是消费品，如何引导社会公众理性消费、健康消费，不因超前消费或盲目投资白白葬送劳动成果，从而成为“无产阶级”
，也是保持中产阶级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的举措之一。
一般认为，每月的买房贷款不超过家庭可支配收入的40%就不算“房奴”
；中产阶级要拒绝做“房奴”
，优先考虑租房。
具体地说，国际上用来衡量房产运行状况的指标是租售比，当租售比（月租费与房屋售价之比）为1﹕300以下时买房比较合算，以上时租房比较合算，而目前北京的租售比已经达到600至1000，如果资金不是非常充裕，中产阶级应该选择租房而不是买房[10]。
三是改变社会结构
我国要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非常有必要加快推动产业结构的中高端化；加快推进城镇化，实现大中小城镇协调发展；抓紧培养和扩大中产阶级比重，进入结构大变迁时代。
而这一切，都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改革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城乡关系、公权和民权关系等来实现。
从日本的经验看，日本之所以能胜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与产业结构、需求结构、社会结构的成功转型有关。
20世纪四五十年代日本的贫富差距也非常大，之后随着工资的快速增长，这种差距开始缩小，中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
到70年代时，日本中产阶级所占比重达到70%以上，日本城市化率也达到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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