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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平等的，不应该是国家富强、人民贫困，或者相反。
从这些年来我国的财富增长速度和百姓收入增长速度看，两者并不是同步发展的，这就涉及到“国富”
和“民富”
的关系问题了。
当然，这也是转变经济方式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国富”
和“民富”
两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可以说有时候是对立的，但更多时候是相辅相成的，并不一定表现为此消彼长关系。
追根溯源，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认为，所谓国民财富就是国家人民的财富，其中包括老百姓的财富。
正如上面温家宝总理所说，提高国家财富增长水平并不排斥百姓财富的增加，应该体现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
当然，“国”
和“民”
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财富关系，还包括社会均衡发展的方方面面。
只有这样，才能使百姓享受到有尊严的生活，才敢监督政府好好为自己服务。
当然，实际情形与此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现在的大学毕业生都喜欢考公务员，希望将来去“监督”
人民，而不是去接受人民的“监督”
，就是这种心理的最好写照。
为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什么时候大家都觉得领导不好当了才对。
就像他去英国旁听国会开会，那是真正的质询，而我们国内地方上召开的“两会”
是鼓掌。
这说明，人大代表虽然有权利和义务向政府提出质询，但这种习惯还没有养成。
第二节 通过机会平等实现社会公平
社会公平包括机会平等、过程平等、结果平等各方面。
在这其中机会平等是基础，机会平等最容易、也最有可能实现社会公平。
所谓机会平等，是指在面对有利的时间情形中，每个人都有能力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并且在抓住这种条件的时候不存在先后、不受其他任何人为因素的影响。
通俗地说就是，凡是具有工作能力的人在就业、投资、职务升迁、赚钱盈利机会方面都是均等的，他们作为竞争主体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机会平等意味着对未来均等机会的开放、对财产权的有效保护、对身份特权的彻底否定。
机会平等我国目前还非常稀缺，并且似乎越来越缺少。
但显而易见，只有立刻扭转这种现状和趋势，才能平抑社会矛盾、动摇社会结构固化趋势。
一句话，才有可能实现社会公平、帮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里的关键是要采取有效的市场机制和合理的政策机制[3]。
从有效的市场机制看，要尽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格局，实现生产要素的完全市场化，让任何人在就业、经商、升迁、买房等方面具有完全平等的市场竞争机会。
虽然这不能保证由此造成的竞争结果就是公平、合理、合乎道德的，却是最“公平”
、“安全”
的。
政府要做的事，就是给在机会平等基础上出现的弱势群体进行补救，从而不断改善并不断调节实现这种机会平等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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