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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在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作贡献。
遗憾的是，类似这样的举措还很少很少。
要知道，仅仅在浙江省，这样的产业集群就有20来个。
它们很好地打通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而不是城乡二元分化模式。
有了这样的产业集群，大多数人就没必要到大企业、大城市去工作，这大大增强了普通百姓尤其是农民参与经济发展的机会，大大缩小了贫富差距。
例如浙江省诸暨市的山下湖，过去这个地方很穷，现在因地制宜发展了珍珠养殖业。
珍珠养殖属于农牧渔业，是第一产业；而珍珠加工属于第二产业，珍珠销售、交易又属于第三产业。
在同一个地方，一二三产业都有，就构成了产业集群，带动了当地农民收入的增长。
建立良好的企业生态，需要不断扩大和完善我国国内市场保障，降低经济受全球经济波动冲击。
如果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依然像过去那么高，就很难确保以后的经济发展不会受外部经济冲击。
要知道，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经济发展受外部冲击从而造成经济徘徊，这几乎是一个普遍现象。
话虽这么说，但由于我国国内市场发展潜力巨大，所以完全有条件通过培育国内市场，来抵御外部经济冲击。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涉及到方方面面，例如提高居民收入、保证分配公平就是其中之一，这样一说，就又回到本书前面的话题上去了。
第二节 充分享受经营自主权
从企业生态环境看，政府应当给每个企业充分的经营自主权。
政府要做的，或者说政府能做的，只是依法管理。
这就像田野里的农作物一样，你要做的只是施肥、除草、防治病虫害，而不能干涉它的自由生长，更不能揠苗助长。
这就是企业生态中的竞争原理和技术原理。
根据竞争原理，每一家法人企业都有权进行自由竞争、有效竞争，政府应当尽可能保护企业在市场、资源、社会维度方面的自由竞争，而不是横加干涉，让企业无所适从。
适度的企业竞争，会有效提高经营效率和资源利用程度，对社会和经济发展有百利而无一害。
而根据技术原理，企业与外界进行能量、物质、信息交换的结构和路径，必定会受技术进步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会反过来作用于技术进步的推广和应用。
如果由于政府干预，打乱了这种影响和作用力，就不但会在宏观上对经济发展不利，对具体企业更是一种致命打击[2]。
可以说，政府如果做到了这两点，对企业的其他一切都可以彻底放开，只要在宏观政策上保持稳定、连续性就行了。
日本之所以会掉入“失去的10年”
，主要是宏观决策失误造成的[3]。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宏观决策正确、微观环境放开呢？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认为，我国当务之急要做的事情很多，例如在初始分配领域有效提高劳动者报酬、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加快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建设、加大对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建立健全集体工资协商机制、健全劳动法律法规并严格执行，等等。
针对有人提出，应当量化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并把它纳入“十二五”
规划中的建议，宋晓梧担心，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这样做很可能会变成用行政手段来强行涨工资，到最后变成政府干预企业自主权的一场游戏。
还不用说，这种担心有变成现实的可能[4]。
正如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郭正模指出的那样，如果通过行政手段来促使最低工资标准按照每年20%的速度增长，以此来实现“收入倍增计划”
，这实际上是一种工资管制，是政府对企业市场交易行为进行的一种干预，缺乏科学依据。
可是，如果不这样做，又如何实现“收入倍增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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