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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正如前面提到的资本的能耐，它能在确定国际分工时随时改变自己的态度——当资本看好某个行业有利可图时，就会千方百计地迅速进入，从而创造一种新的国际分工。
不用说，新的行业分工，又会要求与此相适应的新的就业岗位、新的产业工人。
由于这是一个新行业，所以具有与此“有若干年相关工作经验”
的人很少。
相反，却由于新的行业具有更高的技术含量、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对人员配备的数量减少了；与此同时，资本从其他行业抽出进入新行业，也会对其他行业的人员配备数量进行压缩。
两者合计，全社会的劳动岗位就减少了，就业困难更严重了。
所以能看到，当全社会就业困难的时候，这些失业人员就会与就业人口相竞争，使得就业人口的劳动强度不断增加、工资水平不断下降（至少也会拉低工资上涨幅度）；而就业人口的劳动强度不断增加、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过剩人口也就越来越多、就业就越来越难。
如此恶性循环下去，就会出现“把女人当男人用、把男人当牲口用”
的尴尬局面。
具体数据是，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报告，[7]1993年到2005年间我国工业增长与提高劳动生产率密切相关，但与就业增长关系不大。
1998年到2006年间，我国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从人均3万元左右上升到18万元左右，非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从人均4万元左右上升到10万元左右。
1998年以来，我国就业岗位创造的速度远远低于产出和固定资产增长速度，如果不出现就业困难才奇怪。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
要知道，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目前的劳动生产率还很低。
例如国际劳工组织提供的数据是，全球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国家是美国，年均创造财富6.38万美元；其次是爱尔兰5.59万美元、卢森堡5.56万美元，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只有区区1.26万美元[8]。
可以想见，随着今后劳动生产率的必然提高，就业困难局面将进一步加剧，从而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构成巨大挑战。
按理说，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一部分人就业发生困难，应当是一件好事。
因为这意味着不断有劳动力从原先的行业（主要是第一、第二产业）中解放出来，去从事新行业（主要是第三产业）。
可是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只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才会觉得疼。
也就是说，只有当你失业在家、衣食没着落时，才会感觉到这种失业有多么痛苦。
更何况从社会发展趋势看，这种由于资本转移所提供的新岗位数量会远远没有资本拉动劳动生产率所造成的过剩人口数量多，从而导致就业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1]王一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中国投资》，2011年第3期。
下同。
[2]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
[3]李欣欣：《十大深层原因造成中国“就业难”
》，《瞭望新闻周刊》，2002年12月4日。
[4]刘冠南：《抚养13年后，东莞母亲浴缸溺死13岁脑瘫孖仔》，《南方都市报》，2011年5月16日。
[5]李珊珊、李斌：《就业再难，学生也不愿去西部，称怕对不起家里人》，《中国青年报》，2009年3月9日。
[6]常红晓：《蔡昉：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新世纪》，2011年2月21日。
[7]世界银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扶贫与经济管理局：《中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中期进展情况评估》，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2008年12月18日。
[8]翰啸：《中国人为何勤劳而不富有？我们需要一场劳动生产率革命》，中国经济网，2010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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