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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于个人来说,就业不仅是增加一点点工资问题,更是社会问题。
因为一个人只有有了可靠的就业岗位,才会有一种归属感、成就感、集体感,才可能生活得更好。
也就是说,充分就业是确保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
我国的就业困难与全要素生产率过低有关。
所以为了应对劳动力供给短缺,政府必须把关注重点放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来。
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必然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在这方面,拉丁美洲国家的教训值得借鉴。
20世纪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利用劳动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价格低廉的优势,大量吸引外资,经济发展力度非常快,这和我国目前的情形非常相似。
可是接下来,当它们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经济增长反而停滞不前甚至大幅度倒退,两极分化严重,并且诱发了大量的经济问题,以及社会动**。
实际上,这就与劳动力供应短缺有关。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蔡昉认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的劳动力无限供给,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
在他看来,未来几十年我国仍然会是世界工厂,但这个世界工厂的外贸、结构、内涵都会发生巨大变化。
如果做不到把经济增长驱动力放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以替代过去的那种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就会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从而掉入中等收入陷阱[6]。
那么,什么是全要素生产率呢?这个概念最早是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Robert M.Solow)提出来的,所以全要素生产率又称索罗余值。
它的完整概念是: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
容易看出,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是用来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其计算方法是: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
在这其中,作为人口红利代表的人力,只是各种资源要素(人力、财力、物力)中的很小一部分。
只有把目光放在大力促进技术进步上,才能取代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投入的短视行为。
事实上,全要素生产率之所以称为索罗余值,反映的正是在去除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投入后的“余值”
。
根据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必须坚持市场和投资机会的自由进入、资源要素和市场的平等获得,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说穿了就是,只有彻底放开劳动力市场,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维护世界工厂的比较优势。
相反,如果政府一味保护落后产业,就会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利于长远发展。
从这一点上看,蔡昉认为我国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每年增长10%是一件好事,能够改善收入分配和就业困难。
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好的话,那就是可能会给农民家庭发出一种错误信号,认为“读书无用”
、不如早点出来挣钱。
如果是后者,同样会影响我国以后人力资本无法适应产业结构升级需求的危险,这才是要极力避免的。
那么接下来看,怎样才能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呢?最简单、最通俗的做法是工资协商制度。
从道理上讲,劳动力虽然也是一种商品,可它和其他商品不一样,不是完全由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供求关系只是决定劳动力价格(工资)的影响因素之一,除此以外还要受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制约。
所以在我国目前跨入中等收入国家门槛后,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建立劳动力市场制度,让劳动力市场制度和劳动力供求机制共同发挥作用,来决定当前社会的工资水平。
这也是日本、韩国等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给我们的经验。
从这个角度看,目前我国正处于劳动力市场制度形成的初期,这个阶段的劳动争议不断增加并不一定是坏事。
政府正可以利用这一点,创造一个制度平台来对此进行规范,形成一种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的有效机制,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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