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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能看到，有关提倡节约、反对浪费、引进绩效管理机制、实行信息公开等等，都只是治标不治本之策，很难收到实效。
可以想到的是，我国如果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下决心解决行政成本过高问题，这样才能调动企业经营积极性。
办法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根据国际惯例，把行政成本与GDP挂钩作为法定原则，超过这个比例就属违法，政府就应当破产。
并且这个比例要借助于外力，即由全体国民讨论确定，由全国人大来进行监督。
第五节 资源消耗受到制约
发展经济离不开资源环境的制约。
改革开放以来30年间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背后，是大规模、高强度的资源要素投入。
可是展望未来，这种大规模、高强度资源投入已经不可持续，所以以后的经济发展速度必定会受此牵累而降下来。
从具体数据看，2009年我国GDP占全球总量的8.5%，可是消耗的钢材却占全球总量的46%，煤炭占45%，水泥占48%，石油天然气占10%[6]。
通过这样的对比容易发现，这从全球角度来看很不合算，只是因为你现在拥有这么多资源环境才铸就这样的经济增长；但显而易见，如果以后还是这样下去，将会变得十分“不合算”
、“不可能”
。
从单位产品能耗看，我国电力、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工、建材、化工、轻工、纺织八个行业的平均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出47%。
这还是建立在近年来我国节能减排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基础上的数据，否则能耗水平之高更令人吃惊。
要知道，2009年我国的全国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已经比2005年分别下降9.7%和13.1%，化学需氧量减排已经接近“十一五”
目标，二氧化硫排放已经超过“十一五”
目标，成绩不可谓不小。
所以，从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看，单位产品能耗的制约，将会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继续扩大而压制经济发展速度，形势十分严峻。
举个例子来说，我国在2004年制定的能源中长期规划纲要中就提出，要在2020年把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30亿吨标准煤以内，可是仅仅在2009年就突破这一控制目标，与2000年相比翻了一番。
也就是说，从2000年到2009年间的情况看，我国平均每年新增能源消耗量大约为1.7亿吨标准煤，如果以后10年间仍以这样的增长速度攀升，那么2020年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将超过50亿吨标准煤，而这显然不可能。
更何况，我国早就向国际社会承诺，2020年我国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要比2005年下降40%到45%，这一承诺也必然会对我国能源消费增长形成明显约束，压制主要依靠能源消耗带动的经济增长。
第六节 外需拉动功能减弱
过去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是外需拉动引起的。
尤其是在进入21世纪后，外贸出口呈现出加速增长态势，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来说可谓是风助火势。
但可以预见的是，今后这种外需拉动作用将逐渐减弱，经济发展必定会因此减缓速度。
从数据看，2001年到2007年间，我国外贸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1.6%，大大超过GDP增长率，对拉动GDP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我国外贸出口的年增长率仍然高达17.2%。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看，这个时期是我国外贸出口增长速度最快、最稳定的阶段[7]。
但显而易见，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扭转了这一局面。
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以后要想重现这种出口高增长态势将会变得不现实。
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就在于过去的那种“美欧消费、东亚生产”
分工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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