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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世界银行的预测是，2011年到2015年间我国年平均潜在增长率为8.4%，2016年到2020年间将下降到7.0%。
其他许多研究机构的观点也大体上差不多[3]。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即1979年到2009年间，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GDP年增长速度高达9.9%。
即使在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2008、2009、2010年的GDP增长速度仍然高达9.6%、9.2%、10.3%，在全球最先实现经济回升，但接下来谁也不敢保证今后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会依然这么强劲。
研究表明，从全球其他国家的情况看，一个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持续二三十年后，一般总会出现一个经济减速或经济调整过程。
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从第三个10年开始出现明显下降，到第四个10年年增长率大多只能在4%以下[4]。
所以从这一点上看，我国如此这般的经济高速增长，已经顺利跨过第三个10年，堪称一种奇迹了。
第四节 企业摩擦成本居高不下
经济发展主要靠企业，而企业发展既离不开内部动力也离不开外部环境。
这里所谓的外部环境，就是指企业的摩擦成本高低。
摩擦成本主要指制度摩擦成本，也就是企业在与外界磨合过程中付出的成本代价。
在我国，企业家最头疼的不是如何集中精力抓经营管理，而是如何与政府部门打交道。
这是因为一方面制度体系不明确，另一方面多头管理、相互扯皮，大大降低了办事效率。
为什么说这种成本是被“摩擦”
掉的呢？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信息不完全，导致在正常成本支出以外需要消耗额外的成本支出。
而这又与我国目前的国情分不开。
例如，我国制造业在全球非常具有竞争力，这是拜我国具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所赐。
按理说，既然我国的劳动力丰富，官员成本也不会高到哪里去。
可数据表明，我国官员的昂贵程度排在全球前几位。
当然，这种昂贵并不是说他们的账面薪水有多么高，而是指每个公民所供养的官员比例及其支出成本要远远高于大多数国家[5]。
具体数据是，1995年到2006年间，我国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的金额从996.54亿元增加到7571.05亿元，12年间增长6.6倍；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在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1978年的4.71%一直增加到2006年的18.73%。
可是看看2006年全球其他国家行政管理费用在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如何呢？日本是2.36%，英国是4.19%，韩国是5.06%，法国是6.5%，加拿大是7.1%，美国是9.9%，我国在全球“遥遥领先”
。
我国的行政成本之高，从根本上压缩了企业盈利空间和工人的工资水平。
数字表明，我国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占GDP比重目前只有12%左右，而美国高达42%。
在我国GDP总量中，政府财政收入占30%，大量的农民和农民工被排斥在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外；相比之下，我国台湾的GDP总量中财政收入只占12%，有关教育、医疗、失业、养老等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却早已覆盖全体公民。
区别就在这里。
“一个领着廉价薪水国家的公民，却供养着一个庞大、低效而昂贵的公务员队伍。
由此带来的恶果是，我们的经济是增长了，可是公众却无法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或者享受的收益很少。”
这样的经济发展还会有动力吗？
现在的问题是，虽然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就提出要把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但很难看到实质性动作。
因为归根到底，政府官员也是“经济人”
，追求利益最大化、尽可能多地控制资源是他们的本能反应，寄希望于他们挥刀自宫，根本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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