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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使得体制改革的效用大打折扣,甚至消弥于无形之中。
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怎么能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呢?
相反,从日本、韩国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看,它们最大的成功经验就是很好地抓住时机、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尤其是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换,把“别人的”
真正变成“自己的”
东西。
同时不失时机地推进以打击贪污腐败、推进民主政治为主线的政治改革,把这两个改革的效用共同发挥到极致。
例如,20世纪70年代韩国创造的“汉江奇迹”
,就是通过出口导向战略来扶持、保护产业转向,鼓励竞争和创新的。
接下来韩国又在1986年颁布《面向21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计划》和《提高产业技术五年规划(1989—1993)》,明确提出企业开发的主体由政府转向企业,从而使得韩国的产业竞争力有一个较大提高。
正是这一“汉江奇迹”
,使得韩国这样一个面积小、人口密度大、自然资源贫乏的小国,在短短20多年时间里,就从原来带有严重殖民地性质的全球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
之一的高收入国家,刹那间越过中等收入陷阱。
2011年,韩国GDP总量实际增长3.6%,人均国民收入(GNI)2.25万美元[4]。
所有这些奇迹,正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步步跟进的背景下实现的。
离开了后者的保障,这些经济成就就可能会失之一旦了。
第四节 国际原因:中国威胁论来势汹汹
任何国家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都会努力争取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
而从我国目前的情形看,来势汹汹的“中国威胁论”
必将在以后对我国形成更大的包围圈,阻挠我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并且,这本身也是形成我国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大障碍和国际原因。
我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一举一动都令人瞩目。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长足发展,这种“北京共识”
(西方国家眼里的中国发展模式)让西方国家既惊又怕。
不用说,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中国历来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围攻剿灭的对象;仅仅从我国这样一个大国考量,任何崛起举措,都会使得其他各国担惊受怕。
“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
在这小小地球上,无论是当年的前苏联,还是今天的中国,要想让其他国家“熟视无睹”
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样,就必然会形成“中国威胁论”
,不管它实际上存在不存在。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向阳分析认为,近年来西方涉华舆论的两大基调是“中国威胁论”
和“中国责任论”
,2011年这两种论调又出现新嬗变,总的来看是“中国威胁论”
明显反弹,“中国责任论”
相对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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