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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现在的问题是，其中有一匹大马（任何国家中低收入人群总是占大多数）因为动力不足不起作用了，甚至还在形成阻力，这时候小马即使跑得再欢，马车的速度也上不去。
从具体事件看，20世纪70年代这些拉丁美洲国家的基尼系数高达0.44到0.66，其中的巴西直到90年代末的基尼系数仍然高达0.64。
如此之高的贫富差距，必然会引发激烈的社会动**，直至造成政权更迭频繁，这当然会给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强调整个社会的公平发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创造更加均衡的发展条件，还非常有助于减缓社会矛盾，有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句话，有助于社会和谐。
社会和谐了，“家和万事兴”
，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才有可能稳步向前。
关于这一点，同样可以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日本和韩国得到证实。
日本和韩国在从中等收入国家走向高收入国家的进程中，都很好地控制住了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例如，日本20世纪60年代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韩国70年代推行的“新社区运动”
等，都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平整初次分配，为最终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第三节 政治原因：政治体制改革滞后
中等收入陷阱的政治原因，是指有这样一条改革悖论：“改革是一个调整既得利益的过程，是在财富的存量部分做文章。”
也就是说，一开始进行改革的时候，改革的推动者总会从自身利益角度制定改革措施，从而使得自己从这种改革模式中最先获益或获益最多，成为既得利益群体；而一旦当他们成为既得利益群体后，就会反过来阻碍以后的改革，以确保自身利益能得到进一步扩大至少不会被削弱。
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改革并不是万能的，也不会一往无前。
一旦原来的改革者成为既得利益群体，政治体制改革就会滞后，甚至停滞不前、倒退。
根据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反作用的原理，这时候的政治体制就会阻挠经济发展，在推出宏观政策方面昏招迭出。
所以说，会不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与这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和体制等密切相关。
如果宏观政策有误，并且体制改革滞后，要想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就会难上加难。
遗憾的是，这种情形还非常普遍。
例如依然从拉丁美洲国家看，由于过去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政府的作用被削弱到极点，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经常出现不稳定性，再加上政府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失衡迟迟无法消除。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很容易造成经济危机，经济发展起伏很大。
最典型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等，它们都对所在国经济发展造成严重打击，并且还波及到其他国家。
本书前面提到，阿根廷在1963年到2002年的45年间一共出现16年经济负增长，这主要就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期间[3]。
可见，由于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而导致的经济增长波动，影响是巨大的，并且很可能会多年连续出现。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宏观经济政策有误，往往与体制改革滞后分不开。
哲学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
那么，这些国家为什么迟迟无法推进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呢？
说穿了道理很简单，那就是受利益集团阻挠，这种改革很难开展下去。
因为只有维持现状，这些利益集团才能一如既往、不动脑筋地得到既得利益，寻租、投机、贪污受贿。
他们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是不是会受到损害，哪管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是不是还会正常发挥作用呢？
例如在拉丁美洲国家，精英集团的“现代传统主义”
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极力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改革；或者实在到了非改革不可时，会把这种改革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可改可不改的尽量不改，必须改革的拖延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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