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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化进程相对缓慢，减轻了城市问题的突出程度
一方面，颇受诟病的户籍制度限制，拖延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使得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大大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变得与时代发展要求不相适应；另一方面，又正是因为城市化进程相对缓慢，城市问题还不显得那么突出，没有像拉丁美洲国家那样出现许多城市贫民窟。
也就是说，这种滞后的城市化进程，一方面使得经济增长失去一些机会，另一方面又使得我国的城市化具有更多可持续性，甚至还会因为城市化发展不平衡，导致一种潜在的经济增长跟进效应。
不用说，这一特点使得我国的城市化问题造成的风险被大大削弱了。
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困难，这是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
众所周知，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但这是从过去的发展经验来看的。
在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这种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结构，必然会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和资源价格的上涨要求升级。
然而现实情况是，尽快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在我国有相当大的难度，甚至可以说是我国面临的巨大挑战和最大风险。
如果产业结构升级迟迟无法实现，就会拖累我国尽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对外经济依存度高，受国际经济冲击影响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全球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既是一件好事，也存在着某种隐忧。
尤其是随着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不断加深，我国的经济发展受全球经济影响越来越大，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我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国、第一大出口国，要想改变或削弱这种对外经济关系地位，已经变得不可能。
也就是说，我国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然会遭遇全球其他国家的阻挠和抵抗，从而产生各种贸易摩擦，而这又会给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新的要求、增加新的难度。
[1]宋立：《跨越“超二赶一”
与“中上等收入”
两大陷阱的战略思考》，《中国经济时报》，2011年2月24日。
[2]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度增长，迫切希望能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出口竞争力，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
在这种背景下，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英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决定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帮助美国通过美元汇率贬值渡过经济难关，史称“广场协议”
。
在不到3年时间里，日元对美元汇率升值1倍，日本经济受到致命打击。
实际上，广场协议是美国打击日本经济的一大阴谋。
[3]宋立：《跨越“超二赶一”
与“中上等收入”
两大陷阱的战略思考》，《中国经济时报》，2011年2月24日。
[4]王一鸣：《“中等收入陷阱”
的国际比较和原因分析》，《学习时报》，2011年3月29日。
[5]刘方棫、李振明：《中国可以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吗》，《人民日报》，2010年9月6日。
[6]乔榛：《“中等收入陷阱”
的中国式规避》，《光明日报》，2010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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