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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在2007年发表的题为《东亚复兴：经济增长的思想》的研究报告中认为，“由于缺乏规模经济，东亚的中等收入国家不得不努力保持其前所未有的高增长率。
以生产要素的积累为基础的战略可能会导致持续恶化的后果。
这一后果必然会出现，因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会下降。
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拉丁美洲和中东是中等收入地区，但它们无法走出这一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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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世界银行在发表的题为《有力的增长与不断增加的风险》的研究报告中，同样提出这一观点，认为“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拉丁美洲和中东的许多经济体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在这一陷阱中，作为高产、低成本的生产国，它们力图在工资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保持自身的竞争力，但无法提升其价值链，也无法进入正在不断扩大的、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产品和服务市场。”
2010年9月13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北京参加中国与世界银行合作30周年座谈会上明确指出，目前摆在中国面前的新问题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即从中等收入发展到高收入比从低收入发展到中等收入更难。
不过他同时又认为：“中国已开始在研究产生新的增长源的各种方式，尤其是通过城市化、人力资本形成、创新政策等，避免落入这个陷阱。
中国从中低收入经济转向高收入社会的经验，可供其他中等收入经济体借鉴。”
总结以上各种说法，从中容易看出两点：一是“这一后果必然会出现”
，意思是说出现中等收入陷阱是必然的，至少是难以避免的；二是因为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这些中等收入国家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都没能走出这一陷阱，所以推导东亚国家也会必然如此。
也就是说，中等收入陷阱客观存在，并不是某些人的妄想，也不是一种危言耸听。
正因为它是一种客观存在，所以本书的研究才有价值。
至于说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世界银行在前两次报告中对此都说得比较含糊，甚至可以有多种解释，或者在解释尺度方面松紧不一。
但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最后一次在中国的叙述说得则比较清楚，那就是明确指出这是一种相对而言的“更难”
；然后他又话锋一转说，他已经看到中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方面开始的努力了。
如果撇开这句话是场面上客套的含义，我们可以理解这种中等收入陷阱是：相对于过去的经济长足发展来说，如果这些国家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后的经济发展就会增加难度，甚至变得“不可能”
。
不过，这样的理解仍然比较含糊。
因为这里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指人均GDP，而不同国家的人均GDP既涉及到GDP总量，也涉及到人口数量多少。
虽然不能一概而论说人口基数大是好事还是坏事，但显而易见，如果这些人口的平均素质高，将会形成一种资源优势，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巨大帮助；相反，如果人口平均素质差，就会成为一种人口劣势，拖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努力。
除此以外，由于我们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指高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停滞不前或起伏不定，所以这种说法有可能会忽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难易程度。
例如，美国经济史学家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1916—）就认为，全球各国经济发展都会经历5个不同阶段，分别是：①传统社会阶段；②为“起飞”
创造前提的阶段；③“起飞”
阶段；④向“成熟”
发展的阶段；⑤民众的高消费阶段。
他认为，在这5个发展阶段中第③、④阶段的时间过程一般要在60年左右，而这恰好对应高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阶段。
也就是说，如果从这一理论考察，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时间本来就该是“漫长”
的。
所以，读者在关注和探讨中等收入陷阱时，有必要认识到这一点，即由于全球各国经济发展处于不同时期所面临的不同特点，不要简单地用单一思维来分析判断。
这样看来，会容易得到两点结论：
一是无论是否叫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名称，中等收入国家在面临新一轮经济发展时，发展难度加大的现象客观上是存在的。
或许这也能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全球10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最终能够脱颖而出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只是极少数。
二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当根据不同国家的国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很可能不只是一种解决途径。
具体到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方面来看，我们可以参照拉丁美洲国家这方面的教训以及日本、韩国的经验，但也不必完全照搬照抄，应当从我国现阶段国情出发，尤其是从我国在国际经济分工中的特殊地位来研究对策，化劣势为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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