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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原因，也是主要表现。
这些国家在1970年左右的收入分配就已经呈现出非常集中的态势，基尼系数[10]最低的是0.44，最高的是0.66。
21世纪初，巴西的基尼系数仍然高达0.64，乌拉圭、哥斯达黎加等的基尼系数虽然低于0.48，但仍然高于国际公认警戒线[11]。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就业不足和非正规就业就成为普遍现象，社会结构被长期固定下来，从而成为整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普遍问题。
例如，1990~1998年间拉丁美洲国家的非正规部门包括自谋职业者、从事家庭服务和个体劳动者，对新增就业的贡献率居然高达61%。
这表明，绝大多数人都无法进入传统的“正规企业”
就业，所以在整个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拉丁美洲国家普遍存在着社会结构固化、无法向上流动的问题，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
进一步分析表明，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在简易的进口替代结束后，直接进入了耐用消费品、资本品进口替代，没能像东亚国家那样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中等收入陷阱中的许多问题都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首先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缩小贫富差距；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放在整个社会大环境下来通盘考虑，单兵突进未必能收到好的效果，也未必能走得多远。
从我国的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究其原因，其中既有一系列政策变革所起的作用，也有全球化和生产外包转移大趋势的功劳。
但这种经济成就在目前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的背景下，要想得到持续发展，难度将会进一步加大。
例如，仅仅从我国人口红利[12]角度出发，就能很清楚地看出这个问题有多么难。
在过去，人口红利是有力保证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趋势下劳动力优势得以延续的主要原因，而现在看到，这种优势已接近尾声。
据联合国测算，我国劳动力市场将于2014年左右进入实质性短缺状态，到2017年劳工需求数据将达到8.37亿人、劳动力供应人数是8.19亿人。
换句话说，届时从静态方面看，我国劳动力将会缺少1760万人[13]。
另一方面，我国老年人口扶养比例在2008年达到历史性低点，之后将会有显著提升。
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意味着我国作为“世界工厂”
的黄金时代正在慢慢过去。
从过去新兴国家的发展经历看，出现刘易斯拐点[14]之后，原来的低端工资状况必定会出现一次持续飞涨。
也就是说，未来几年我国的低收入人群会随着这种工资水平的快速增长，大大缩小与中产阶级之间的收入差距。
关于这一点，读者实际上已经能清晰地看出来。
这突出表现在：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收入已经和农民工相差无几，甚至还要低于农民工收入；部分技术工人的收入已经超过白领阶层，个别的甚至超过普通公务员阶层。
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角度看，实际上这些都不奇怪，并且可以说是好事。
如果这种局面得不到扭转，我国就无法最终跨越这个阶段。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所说：“我国基尼系数已跨过0.4这个贫富差距警戒线，达到0.47（200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有些学者更是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5。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会导致内需不足，增长乏力。
更会造成社会动**、社会不公平等问题。”
[15]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首先缩小贫富差距，有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
第四节 中等收入陷阱客观存在
自从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出现后，全球各国就出现一种议论：中等收入陷阱是否真的存在？这种说法是否真的成立？中等收入陷阱是否真的难以逾越？
关于这些问题，当然不能简单地感情用事说“是”
或“不是”
，而是要进行一番分析比较，然后才能得出正确结论。
最早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的世界银行所给的定义，完全可以说含糊不清，但其中清晰地指出了“这一后果必然会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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