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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指斥他“以黑为白”
，“群臣莫能矫其非”
，“为人自圣”
。
还有人把雍正说成是独断专行、刚愎自用的暴君、独夫。
昕不得不同意见，不能采纳臣下的建议。
这样说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雍正常对许多问题的决策，事先同有关官员商讨，就中他进行考虑，吸收众人的意见。
前述在朱批奏折中讨论政事，已说明了这一点。
他对于有些事情中的错误也是乐于承认的。
年羹尧的事情发生之后，他在多种场合表示自己识人不准，用人不当。
两广总督孔毓珣因与年羹尧有往来而引罪，雍正则说：“朕无识人之明，误宠匪类，正自引咎不暇，何颜复株连无辜。”
认错的态度是诚恳的。
再如四年九月甘肃巡抚石文焯建议在该地开炉铸造制钱，以便禁绝私钱，雍正朱批不允，不久，在石文焯的十一月的一份奏折的批示就改变了态度，他写道：“禁止私钱一事，果如所议，钱法既清，而民用亦裕，区画甚属妥协。
彼时朕虑未周详，故谕暂缓，今已准部议矣。”
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原来考虑不周全，很自然地把事情改过来。
雍正对他的纳谏问题向大臣作过表白：“朕非文过饰非之人。
人非圣贤，熟能无过。
尔等果能指摘朕过，腾心甚喜。
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
改过是天下第一等好事，有何系吝！”
把他完全看成是文过饰非、刚愎自用的人，与事实不合。
和这种“独夫”
性格密切相关的，是雍正以“一人治天下”
的思想。
雍正继位之初，政权很不稳固，他在诸王大臣中的威信也不高，要想剔除前朝积弊，在政治上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他必须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
为此，雍正毫不手软地惩治了一切与朋党有牵连的王公大臣。
雍正是从朋党斗争中过来的，深知它的祸国乱家的危害。
他曾说：“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所深知灼见。”
雍正当然力图改变这种状况。
他有一个最有力的法宝，就是充分使用君主的法定权力，并以军臣大义名分来要求和制驭臣下。
为了让臣下们认识到朋党的危害，同时也为了从道义上孤立对手，雍正二年七月，雍正宣布了他亲书的《朋党论》，并要求臣下对这篇文告“洗心涤虑，详玩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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