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钥匙备有两份，一给奏折人，一执于皇帝手中，这样只有具折人和皇帝二人能够开匣，别人不能也不敢私开。
为具折人不断书写奏折的需要，奏匣每员发数个，一般为四个，它只作传递奏折用，凡所上奏折只能用它封装，否则内廷亦不接受。
广州巡抚常赉的奏匣被贼盗去，只得借用广东将军石礼哈的奏匣，不敢仿制。
奏折直送内廷。
奏折由地方送到北京，不同于题本投递办法，不送通政司转呈，若是督抚的折子，直接送到内廷的乾清门，交内奏事处太监径呈皇帝；其他地方官的奏折不能直送宫门，交由雍正指定的王公大臣转呈。
雍正说若小臣径赴宫门送折，不成体统，其实他是为具折的小臣保密，不使人知道除了方面大员以外有一些什么人能上折子。
被指定转传奏折的人，有怡亲王胤祥、尚书隆科多、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等人。
边远地区的小臣，还有送交巡抚代呈的，转呈的王大臣都是雍正的亲信，他们只是代转，亦不得拆看，具折人也不向代呈人说明奏折内容，如朱纲一再在奏折中保证所奏内容绝对秘密，连隆科多“亦不敢令闻知一字”
。
雍正亲自阅看，不假手于人。
折子到了内廷，雍正一人开阅，写朱批，不要任何人员参予此事。
他说：“各省文武官员之奏折，一日之间，尝至二三十件，多或至五六十件不等，皆朕亲自览阅批发，从无留滞，无一人赞襄于左右，不但宫中无档可查，亦并无专司其事之人”
。
由于他要专断，以及奏折的保密性，不会让他人与闻，他在这里所说的是实际情况。
雍正批阅以后，一般折子转回到具折人手中，以便他们遵循朱批谕旨办事，有少量折子所叙问题。
雍正一时拿不定主意，就将它留下，待到有了成熟意见再批发下去。
关于奏折制度的作用，雍正作过说明。
（朕）受皇考圣祖仁皇帝付托之重，临御寰区，惟日孜孜，勤求治理，以为敷政宁人之本，然耳目不广，见闻未周，何以宣达下情，洞悉庶务，而训导未切，诰诫未详，又何以使臣工共知朕心，相率而遵道遵路，以继治平之政绩，是以内外臣工皆令其具折奏事，以广谘诹，其中确有可采者，即见诸施行，而介在两可者，则或敕交部议，或密谕督抚酌夺奏闻。
其有应行指示开导及戒勉惩儆者，则因彼之敷陈，发朕之训谕，每折或手批数十言，或数百言，且有多至千言者，皆出一己之见，未敢言其必当，然而教人为善，戒人为非，示以安民察吏之方，训以正德厚生之要，晓以福善祸**之理，勉以存诚去伪之功，往复周详，连篇累牍，其大指不过如是，亦既殚竭苦心矣。
他把朱批奏折的作用归结为两点，一是通上下之情，以便施政；二是启示臣工，以利其从政。
他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并不透彻，他每日看几十封奏折，书写千百言批语，对其作用自然清晰，不过有的话他不便明说，故未谈及。
其实奏折制度的作用。
主要是利于他直接处理庶务，强化其专断权力。
明朝初年，朱元璋废中书省，罢丞相，由皇帝亲领庶务，皇权最重。
迨后内阁制形成，它的票拟权使大学士握有一定的宰辅权力。
清初承明之制，又有议政王大臣会议，都分散一部分皇帝权力。
康熙致力强化皇权，用一部分职位低的文人协助议政，用少数人写告密文书的奏折，加强了对下情的的了解。
雍正比乃父又跨进一大步，使奏折成为正式官文书，一切比较重大的事情，官员都先通过奏折请示皇帝，而这种奏折既不通过内阁所属的通政司转呈，皇帝的批示完全出自御撰，不需要同内阁大臣商讨，这样奏折文书由皇帝亲自处理，把内阁抛在了一边。
雍正中期又设立作为纂述转达机构的军机处，代行内阁职权，这就使皇权如同朱元璋时代，真正是“庶务事皆朝廷总之”
了。
内阁职能削弱的同时，封疆大吏的职权也有所下降，稍微大一点的地方事情，都要上奏折请示，秉承皇帝旨意办理，他们真是成为皇帝的膀臂，由中枢神经来支配，使中央与地方真正融成一体，在皇帝绝对统治下行施国家机构的职能。
奏折制度不仅加强了皇权，还为皇帝行施至高无上的权力提供必要的条件。
各种不同身分官员反映各种社会问题的奏折，使皇帝了解情况，洞悉下情，为制定政策，任用官员提供了较为可靠的根据。
奏折文书含有互相通讯的意思，君臣间在私下讨论一些问题，君主不懂的事情可以询问臣下，从而增长见识，有利于决策，也有利于君主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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