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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各国诸侯分治一方，生活习俗、文化传统等不尽相同，文字也有了一些差别，甚至同在一国之内，文字的写法也不尽相同。
比如，一个马字，在齐国有3种写法，楚国至少有2种写法，燕国和三晋地区也各有2种写法。
文字的书写方式不同，必然会造成彼此之间的交流障碍，这种情况显然不利于政令的贯彻执行，不利于天下一统的形势。
根据汉朝学者许慎的论述，统一天下以后，始皇帝采纳当时担任丞相的李斯的建议，实行“书同文”
的政策，命令统一整理文字，废除与秦国文字不同的其他各种文字，并在秦国文字的基础上创出小篆字体，由李斯、赵高、胡毋敬三人分别撰写《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作为官方规定的小篆字体范本，推行全国。
小篆虽然比统一之前的文字形体简单，便于书写，但同今天的字体相比，仍然十分不便。
于是，在小篆推行的过程中，在民间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字体，即隶书。
隶书相比小篆，书写更加简单，识别也更加容易，当然也就更容易学习。
更重要的是，隶书的形体与今天所使用的文字已经十分接近，可以说，从隶书形成之日开始，中国的文字就已经逐渐脱离古体了。
文字的简便易写及书写形式的统一当然十分有利于政令的传达，当然也有利于各地文化的传播和交流。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载体，文字的统一对于维护整个中华民族的统一、增强人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秦朝以后，直至清朝，中国古代社会虽经历了数次大分裂时期，但都毫无例外地又走向了统一，与文字的统一以及在文字统一基础上形成的共同的文化心理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秦朝的文化一统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即法家思想的官方化或意识形态化。
前文已说到，秦朝建立之初，五德终始说的应用表明秦朝需以水德为特色（水性主杀），这就已经为以严刑酷法治国做了铺垫。
作为法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李斯，在始皇帝统一六国的过程中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因而深受信任，但法家思想并未立即作为国家的统治思想正式确立。
直到公元前213年（始皇帝三十四年），即统一后的第九个年头，咸阳宫中的一场争论才使法家思想正式确立为统治思想。
此前，秦朝在北方已经驱逐了匈奴人，向南已经达到了大陆的最南端，即今天的广东、广西一带，论统治地域之广，确实超过了先前的历代王朝。
这一年的某天，始皇帝在咸阳宫中宴请群臣，有一位名叫周青臣的官员向他敬酒，并歌功颂德，说“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
。
博士淳于越当即斥责周青臣，并借此指出秦朝实行单纯的郡县制，不分封皇室子弟以辅佐中央，这样是不能长久的，他建议始皇帝一定要学习古代王朝的做法，分封诸侯。
这看法与儒家的看法是接近的，丞相李斯起而反对淳于越的观点，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天下散乱不能统一的原因恰恰就是分封诸侯，淳于越这些儒生总是援引古代的事例来指摘当世，扰乱了国家的秩序，弄得人心浮动，不利于政治统一。
有鉴于此，李斯建议烧掉民间所藏的诸子书籍，不许私下议论政治，尤其禁止以古非今。
至于那些医药卜筮种植之类的书籍则允许保留。
民众若要学习法令，就以官吏为师。
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了始皇帝的认可，下令在全国实施。
这个法令的颁布不啻是一次文化浩劫，春秋战国时期异彩纷呈的诸子思想几乎因此而中断。
至于要求民众学习法令，以吏为师，这与秦朝以严刑酷法治国的理念是一致的。
由此可见，始皇帝的所作所为并非一般的灭绝文化，他要求民众向熟习法律的官吏学习，学习法律当然也是一种文化的普及，只不过这个文化只是法家文化。
实施这种文化政策的结果，民众就只知道有法家的思想，而不知有其他学派的学说。
可见，这个做法其实是对文化多样性的一种扼杀。
秦国搭建了政治框架，又以国家身份半强制地推行了文字与文化，经济建设也没有忽视。
事实上，这三者并没有先后次序，是同时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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