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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民所疾苦与佛道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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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锢事件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宦官的势力，但对于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人民群众而言却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党锢事件实际上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
宦官固然是腐朽势力的代表，与之进行斗争的清流士大夫尽管相比而言较为开明和正直，但大多也是地主出身，许多还是大的门阀士族。
即便是为数众多的太学生，也多是地主家庭出身，在剥削普通人民群众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
当然，在开明君主统治时期，压在农民身上的赋税徭役往往会得到一定的减轻，比如西汉文景时期。
一旦朝廷黑暗，皇帝昏庸无能，这些负担往往会加重，人民也会更加困苦，东汉后期正是这样一个时期。
无论外戚还是宦官掌权，他们都会为自己和亲属谋取私利，而盘剥百姓却是唯一的途径。
尤其是宦官当权时期，他们虽然生活在禁宫之中，但亲属却往往遍及各地为官。
在史书中，这些宦官的亲属几乎无一例外地贪赃枉法、疯狂敛财，甚至于公开掳掠人口、拦路抢劫，百姓被迫流离失所，无法生活。
皇室的开支也十分奢靡。
东汉后期，国家财政紧张，加上不断地对周边少数民族发动战争，国库空虚。
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皇室仍然要维持铺张奢华的生活。
陈蕃在给桓帝的上书中说，宫中彩女数千，仅每日耗费的衣物、粉黛就无法计算。
以至于到汉桓帝、汉灵帝时期，不得不依靠公开卖官鬻爵来获取钱财。
灵帝甚至公布官吏价格，2000石俸禄的官职明码标价2000万钱。
这2000万要收现钱，也可以先欠着，待做了官之后再加倍偿还。
这实际上是将花费变相地加在老百姓的身上，在鼓励官吏变本加厉地压榨百姓，捞取钱财。
百姓身上的负担就是这样层层加码，变得越来越沉重的。
就在这样的困顿之中，东汉后期的自然灾害也接连不断。
公元151年（汉桓帝元嘉元年），京师大旱，任城（今山东省微山县）等地颗粒无收，人吃人的现象开始发生。
此后在公元155年（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70年（汉灵帝建宁三年）均有人吃人的现象见诸史书。
公元153年（汉桓帝永兴元年），全国有32个地方郡、国发生蝗灾，黄河也发生了洪灾，导致数十万户百姓流离失所。
公元166年（汉桓帝延熹九年），司隶（今河南省洛阳市）、豫州（包括今河南省东部、南部和安徽省北部等地）两地饿死的百姓达十分之四五，不少甚至整户灭绝。
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生计无着，饱受欺压，剩下的就只有奋起反抗这一条路了。
东汉后期，史书所记载的农民起义接连不断，遍及各地。
起义范围很广，包括今山东、河南、两湖、西南等地。
人数不等，少则数千，多则数万，甚至十几万。
坚持的时间也有长有短，少则数月，多则数年。
其中规模比较大的起义有：公元109年，张伯路在山东发动的起义，进则转战山东沿海各郡，退则保守东海岛屿，杀死不少压榨百姓的郡守、县令，声势很大。
公元111年被镇压，起义坚持了3年。
公元154年，公孙举、东郭窦在琅邪发动起义，人数达3万余人，活动范围包括青、徐、兖3州。
他们破坏当地政权，杀掉地方官吏。
公元156年，起义被镇压。
这些农民起义虽然被一一镇压，但表达了他们反对黑暗政治、要求美好生活的愿望。
同时也说明，东汉朝廷还没有到彻底灭亡的时候。
在生活艰难、反抗又不能成功的情况下，人民转而寻求其他的慰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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