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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郁本人不仅给汉章帝、汉和帝传授过经学，而且还有杨震、朱宠这样的学生。
杨震可以说开创了杨氏门第。
汉顺帝时，桓郁之子桓焉为太傅，而太尉则是桓郁的弟子朱宠，两人共同执掌中朝，桓氏的影响非常之大。
桓焉也有弟子黄琼、杨赐，两人均官至太尉。
秦汉时期的选官制度也给这些门第抬高政治地位、扩大社会影响提供了条件。
秦汉时期一般有3种选官方式，即察举、征辟和任子。
两汉的察举是由中央的公卿和地方的州牧、郡守、王国的相定期向朝廷举荐人才，分孝廉（即孝子廉吏）和茂才（即秀才）两种，前者注重考察品行，后者注重考察学识。
西汉时期的察举还基本上符合了选才标准，地方举荐的人才往往品行高洁、学识精深。
到东汉时期，察举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地方上举荐人才往往更注重的是门第，即出身，而不是品行和才学。
这就使得世家出身的人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官僚队伍中去，自然也就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公卿的禄位。
汉章帝时期，大鸿胪韦彪针对当时察举的弊病上书指出：“士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阅。”
[3]意思是说，在选用人才的时候，要着重考察才学和品行，而不能纯粹考察出身的门第。
可见，当时察举就已经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弊病了。
征辟是指秦汉时期官阶在2000石以上的官员可以自行聘请属吏，有时皇帝也会专门下诏征召一些人才入朝为官。
地方太守和中央的九卿都是2000石的官阶，能自行聘任属吏的除了这些人，还包括三公和一些将军。
征辟的实行增加了人才选拔的途径和方式，便于国家选用更多的优秀官吏，在实行之初确实也比较注重能力，较少参考门第。
但东汉中后期，征辟在实行的时候主要参考的是门第，往往地方太守聘任的属吏都出身高门大户或地方豪强，甚至有些地方的权力都被这些门第出身的人把持，太守本身反而没有实权。
征辟实行的时候，互相请托的现象十分普遍，不是门第出身的人很难获得聘任的机会。
比如杨氏的杨震、杨秉、杨赐、杨彪，因为出身名门，又有文名，均是征辟出身。
其他名门子弟，也多出身征辟。
任子制是秦汉时期一项特殊的选官制度。
一些身份地位较高的官吏往往能够向国家推荐自己的子侄出仕，而且，这种推荐获得的出仕起点比较好，未来的仕途也会比较顺利。
如汉昭宣时期的名臣霍光，少年时代就是由哥哥霍去病带到长安推荐为郎，在皇宫之中随侍汉武帝20余年，得到了汉武帝的信任，因而得以受汉武帝遗命辅佐汉昭帝，在昭宣两朝以大司马大将军的身份手握国家大权。
袁氏的袁敞出仕为太子舍人、伏氏的伏湛以博士弟子出身，均是受到父亲的恩泽或推荐，太子舍人是太子亲近官吏，博士弟子通过考试便能入仕为官，这些都是比较好的出仕途径。
任子制的施行，为高门子弟快速入仕、快速获得提升提供了便捷的途径，长期如此，自然能更好地维护和提高这些人的家族地位。
近乎垄断的文化优势带来政治优势，而累世不断的政治优势无疑又会带来经济上的优势。
这些高门大户无一不是大地主，只要政治上不失势，所占土地历代积累，有增无减。
除这些著名的门阀以外，即便是那些规模较小的门阀，或者尚未形成门阀的儒学大师，也大多兼有大地主的身份。
西汉元、成时期的名臣张禹乃是学《易》、《论语》出身，还曾教授过汉成帝，官至丞相，可说是当时的儒学大宗师。
《汉书》上记载，张禹家里购买土地达四百顷，而且都是泾渭之滨的肥沃土地，是上等的良田。
需要指出的是，这几类形成士族的人互相之间还是有交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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