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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学术与文化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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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的时代，是西汉的强盛时期，不仅表现在政治与经济方面，更表现在学术与文化的发展繁荣上。
文化的繁荣首要的表现就是儒学的兴盛。
出于挽救国家凋敝的经济、恢复农业生产的需要，自高祖刘邦开始，一直到汉景帝时期，西汉的统治者们就逐渐采用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作为朝廷的指导思想。
但随着经济的逐渐复苏，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已经不再适用于国力渐趋强盛的汉朝，儒生也开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
刘邦时代的叔孙通、陆贾，汉文帝时期的贾谊，汉景帝时期的辕固生等，或者有儒学背景，或者本身就是儒者出身。
儒学的影响开始扩大。
汉景帝时，窦太后很有影响，她特别要求皇家子弟必须学习《老子》，汉武帝生长在宫廷当中，少年时不免要受到窦太后的影响。
不过，负责教导汉武帝的老师卫绾、王臧却是儒生，因而汉武帝也受到了儒学的熏染，对儒学十分向往。
汉武帝即位初期的几位丞相都与儒学有比较深的关系，卫绾是儒家出身，窦婴、田蚡都喜好儒学。
而在民间，精通《诗经》的有鲁地的申培公、齐地的辕固生、燕地的韩婴，精通《尚书》的有济南的伏生，精通《礼》的有鲁地的高堂生，精通《易经》的有菑川的田生，精通《春秋》的有齐鲁之地的胡毋生、赵地的董仲舒。
因而在汉武帝继位的前几年，朝野对于提倡儒学的呼声很高。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刚刚即位，下诏求贤，丞相卫绾就上书，对所求的贤良之士做出了一个限制，即凡是学习申、商、韩非、苏秦、张仪学说的，不予任用。
这表明法家、纵横家是被排斥的。
汉武帝表示同意。
公元前139年，当时的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上书请求不必再向窦太后奏报朝政，实际上是要禁止喜好道家学说的窦太后干预国政。
这引起了窦太后的愤怒，除逼令赵绾、王臧二人自杀外，窦太后还下令免除喜好儒学的丞相窦婴、太尉田蚡二人的职务。
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提倡儒学的最后一个障碍消失。
次年，汉武帝下诏选任贤良，以资治国。
就在这次诏选贤良的过程中，汉武帝时期两位关键的大儒脱颖而出。
第一位是公孙弘。
公孙弘是齐地菑川（今山东省淄博市境内）人。
齐鲁之地向来儒学昌盛，公孙弘是学《春秋》出身的。
在公元前134年的这次选贤良的过程中，公孙弘已经60岁，选任之后担任了博士，但在受命出使匈奴时并不顺利，汉武帝因此将他免职。
公元前130年，汉武帝再次下诏求贤，公孙弘受菑川国的推荐，不得不再次应诏，在这次应诏中，公孙弘从容应对，在100多人中排名第一，再次出任博士。
从此得到汉武帝的信任，先后担任内史、御史大夫、丞相，封平津侯。
丞相封侯从公孙弘开始便成为定例。
第二位是董仲舒。
董仲舒是广川（今河北省枣强县）人，与公孙弘一起跟从胡毋生学习《春秋》。
董仲舒以治《春秋》公羊学著名，他在汉景帝时就已经做了博士。
董仲舒治学十分专心，据说他在房间读书曾3年不进楼下的园子。
公元前134年选任贤良之后，董仲舒被任命为江都王的国相，辅佐江都王刘易很有成效。
董仲舒治《春秋》公羊学很有造诣，汉武帝曾命一个名叫吾丘寿王的臣子向董仲舒学习。
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在他做了丞相以后，想要陷害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任用董仲舒为胶西王的国相。
胶西王是汉武帝的哥哥，骄纵狂妄，不服管教。
董仲舒做了一段时间，就称病辞职回家，从此在家著书授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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