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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纲领，意思是君主行令要按时间季节来进行，把五方、四时、四气、四德和五政相互配合，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按时行令的体系。
不过，在顺序上《幼官》是中、东、南、西、北，《四时》则是东、南、中、西、北，“中”
夹在夏政之中，已孕育着“长夏”
的观念，可见朝着五时的目标有所前进。
“春嬴育，夏养长，秋聚收，冬闭藏”
[4]，中间土德辅佐四时，君主要按四时行令，不能舛错，并且明确提出：“阴阳是天地的最大的道理，四时是阴阳的最大的规则，对民慈爱的德政要与春夏相合，实行处罚的刑政要与秋冬相合。
刑德合于时则有福，刑德违于时则有祸。”
《吕氏春秋·十二纪》的框架就是按照阴阳家“令有时”
的原则编排的。
春、夏、秋、冬各包含孟、仲、季3个月，一共12个月，也就是十二纪的由来，继承了齐国的四时行令的思想而又有所发展，每个月都按着天时、天象、神祇、昆虫、音律、数字、五味、祭祀、气候、生物、天子明堂按时行令、服乘、器具、节气、颁历、礼乐等展开，明显地更加细化。
但总的原则仍然是按时行令，即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即春夏德秋冬刑的原则编排文字内容。
今本《礼记》中有《月令》1篇，与《吕氏春秋·十二纪》相同，《礼记》是儒家经典之一。
可见，这种天人相应、四时行令的思想已经成为后世儒家思想的一部分。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和阴阳家的四时行令学说显然获得了统治者的青睐，但由于这些学说中包含着许多神秘因素，在争鸣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当时一些严肃而富有理性精神的学者的批判。
战国后期有一批注重逻辑思考的墨者，他们就明确地指出：“五行毋常胜”
[5]，五行相克的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并不具有必然性，有时火能熔化金属，那是因为“火多”
，火旺，足以熔化金属；可是也有相反的情况，有时金属也会使炭火熄灭，那是因为金属多，而炭火少啊。
[6]
到了汉朝，司马谈继承了这一理性精神，对阴阳家也做了一分为二的批判，指出：“阴阳家之术，太详细，忌讳也多，使人受到束缚并多有所畏惧，但是它遵守四季变化的道理，是不可以丢弃的。”
又解释道：“所谓阴阳，是说一年的四季、八卦的位次、天象的十二宫，气候的二十四节气，各有一套规则，顺应它就昌盛，违逆它不死则亡。
其实不一定如此。
所以说‘使人受到束缚并多有所畏惧’。
若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可是天道的核心法则啊。
如果不遵循，就没有东西可以作为天下的纲纪了。
所以说‘四季变化的道理，是不可以丢弃的’。”
[7]阴阳家的学说繁杂而细密，往往还与生死顺逆扯上关系，其实，这些关系不一定就是必然的，反而让人拘谨而多畏惧，这是应该批评的。
至于阴阳家的四时行令，司马谈倒是颇为赞赏的。
不过，若说到阴阳家思想的影响，那倒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具有非常强的渗透性，各家各派都有阴阳五行观念。
儒家的孟子、荀子，法家的商君、韩非、管子，道家的老子、庄子都是如此。
而兵家、医家等则干脆把阴阳观念作为分析问题的基本框架。
直到今天，在中国人生活的许多领域中仍能感受到阴阳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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