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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29]就是说，对于物，只能爱，不能仁；对于民，只能仁，不能亲；只有对于亲（即父母），才可用亲来对待。
这叫作爱有差等，这就是仁爱的实质。
有个墨者叫夷之的求见孟子，孟子生病未愈，只好托弟子传话说：“我听说夷子是墨者，墨家治丧以薄葬为道，夷子想用此道改变天下吗？那不是以此外其他方法为不贵吗？然而夷子厚葬自己的父母，这是用所贱来事亲啊。”
夷之回复：“我以为爱无差等，只是从自己父母开始罢了。”
孟子说：“夷子真的以为人对兄弟的儿子与对邻居的儿子同样亲吗？……天之生物，只有一个道理，可是夷子所为却是两个啊。”
夷之不得不心中暗服。
[30]正是针对墨家的兼爱，孟子更加明确了儒家仁爱的思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这叫作“善推其所为”
[31]。
这就是从爱有差等观念发展起来的。
推己及人当然是一种爱有差等的说法，可是它却有着现实的根基，那就是人性，人本身。
孟子相信，仁爱是发自人类本性，而不是由外界什么力量赋予的。
孟子认为人性善，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四端，所以才有推己及人的爱。
墨家的兼爱则不是发自人的本心，而是来自上天，是天志，人要兼爱，是为了服从天志，是外力加之于人的。
这是儒墨关于爱的根本差别。
通过与墨家的反复论辩，儒家的仁爱思想得到了升华，由内而外的仁爱观念得以鲜明地提出，性善说（四端说）也得到了逐步完善，仁政说也有了坚实可靠的根基。
从后来的发展情况看，墨家渐渐失去听众，其思想体系很难在学术界和意识形态领域占有一定地位。
而儒家虽然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没有得到重用，但却在学术界和社会上赢得了普遍的尊重。
孟子出行，“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
[32]。
他能与梁惠王、齐宣王等大国君主坐而论道，侃侃而谈，恰恰说明了儒者的地位和影响。
儒墨两家在许多问题上观念是不同的。
比如，由天志、明鬼，墨家主张尚贤、尚同，要求建立贤人政治和层层尚同的集权政体；要求实行层层上告的监督体制。
而儒家则主张民本政治。
儒墨两家除了相互争辩的一面，还有许多相通之处。
比如，两家都讲爱，都主张给人民生活保障。
墨家兼爱、节用，利天下。
孟子仁政、治民之产、与民同乐。
两家都反对战争，都主张贤人当政，限制君主的无限权力。
在这些问题上，他们又共同成为法家的死对头。
总之，战国初年，墨子非攻、非乐、非儒，标举节用、节葬、尚贤、尚同、天志、明鬼诸主张，其思想的核心是兼爱原则，即提倡无差别的平等之爱，这就与孔子提倡的有差别的仁爱学说发生冲突。
战国中期，孟子起而力辟墨子，明确地从推己及人的角度，重申了仁爱的本质，提出四端说，从人性上为仁爱说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有力地批评了兼爱的无差别平等的空想性，捍卫了仁爱的合理性。
在反复的辩论中，儒家不但在理论上成功地抵制了墨家的进攻，更为重要的，是从墨家的学说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养分，使自己的理论思考得以大大的提升，特别是在人性论、道德说、政治主张等问题上，都得到了完善和发展，把春秋后期以来关于礼和仁的讨论逐步推向深入，使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在否定之否定中得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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