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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对他说：“疑行无名，疑事无功。
凡行为高出常人的，肯定要受到大家的非议；凡思虑有独到见解的，也会遭到民众的诋毁。
愚蠢的人事情办成之后还未明白，有智慧的人事情还未有苗头就已经有所洞见。
不可与民众谋划事情的开始，但可以与他们享受事后的成果。
说到最高的德行，那与流俗是不相和的；成大功的，也不是与众人相谋而得到的。
对于圣人来说，只要可以强国，就不必效法故事；只要可以利民，就不用遵循旧礼。”
秦孝公这才坚定了信心。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三年），正当秦孝公、商鞅准备变法之时，有大臣表示反对。
代表人物有甘龙、杜挚。
二人提出异议，结果，又引起一场争论。
甘龙说：“圣人并非改变旧俗来教导人民，知者并非改变法律来治理。
顺应风俗来教导人民，不劳而成功；守着旧法而治理，官吏习惯而人民安定。”
甘龙从国内经济、社会的角度看问题，如果是为了提请变革者注意以民为本和稳定社会的重要性，那么的确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过，他拒绝变法，这与秦孝公要变法图强、创造有利战争形势的战略构想是不相容的。
商鞅反驳道：“甘龙所言乃世俗之言。
常人安于旧俗，学者拘于所学，此两者用来居官守法尚可，却不能用来谈论成法之外的事务。
三代不同礼，但都可以王；五霸不同法，但都可以霸；智者创作律法，愚者只能受制；贤者变更礼节，不肖者只能拘泥成法啊。”
商鞅承认，如果不考虑称王称霸，当然可以墨守成规。
但是，既然秦孝公的目的是要成就霸业，那么就必须根据历史的经验，实行改革。
这段话的言外之意是嘲笑甘龙之流不懂历史变化治道也应随之变化的道理，属于那些不会创造、只知循规蹈矩的愚者和不肖者。
其实，商鞅变法也有顺应民心的因素，像奖励军功、惩罚怠惰。
这些都是根据人性中的某些内容而设计的，问题是他本人并没有沿着这个思路发掘其中的立论价值。
杜挚则批评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应变法，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应更换器具。
效法古代不会有错，遵循礼制也不会出现偏差。”
杜挚换了一个方向，从成本核算的角度来看问题，当然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过，他的目的却是维护旧制度不能变革，这是商鞅所不能同意的。
商鞅仍然坚持他的主张：“治理世事不能只用一个方法，有利于国家就不能只效法古代。
商汤和周武都是不遵循古代之法而王的，夏桀和商纣都是不更礼而灭亡的。
与古代相反的不必非议，遵循礼制的也不足赞扬。”
商鞅企图用历史来说明问题，他想树立这样的历史规律：变革者成就王业，不变革者身死国灭。
他想把这当作最大的道理，可是从理论和事实上看，他对杜挚的驳论都是无力的，原因也很清楚。
古代中国人习惯从经验上看问题，很少有人能从理论上做出深入具体的探讨和研究。
一般认为，变法尚未展开，实际效果当然无从计算。
商鞅只从朝代兴灭的大道理上做经验性的说明，而不从成本效益的角度对杜挚的观点做出富有针对性的具体反驳。
这表明他的立论是不充分的。
况且，他说桀纣是不变法而灭，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事实上，桀纣之所以被后世认为暴虐，就是因为他们较为剧烈地改变了传统的权力结构和利益关系，所以才引起反抗，最后遭到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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