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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几则故事，说的是君主考核臣下是否称职，是否越权；赏罚要得当，不能随便赏赐；要重视调查，调查要具体，不能笼统。
这些做法大体上还是有价值的，可以纳入法制的范畴。
当然，术治还有阴谋权术的另一面。
一次，韩昭侯把手指握在手心，攥成拳头，谎称掉了一片指甲，到处寻找，显得很着急，情急之下左右有人剪下自己的指甲交了上来。
韩昭侯通过这个办法察知左右是否诚实。
还有一次，韩昭侯派人到县里，发现南门外有黄犊吃路边的庄稼。
他告诫下属保密。
然后下令：“当今庄稼长苗之时，有法令严禁牛马入人田中，可是官吏不以为事，致使牛马甚多入人田中，命尽快将其数目举报上来。
否则将重治其罪。”
于是三乡举而上之。
韩昭侯看了，说：“所报不全，再去调查！”
这才把南门外黄犊吃路边庄稼的事举报上来。
官吏都以为昭侯明察，个个惊恐，不敢为非。
这两件事，被韩非纳入“挟知而问”
[6]的范畴，意思是：关于某事，君主先行得知，但密而不发，然后责问臣下，以此发现臣下是否诚实。
这其实是观听的小伎俩，属于术治的末流，有的做法在今天看来，已经涉嫌**侦察。
这些不但无法制度化，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是说不出口的。
把这种做法当作重要的话题来论述，这说明当时的世道险恶、人心浇漓，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韩国法治改革是不彻底的。
对此，过去的史家一般采用《韩非子·定法》篇的说法，认为是只注重术治，而忽视法治。
术中本来是有法的，勘验刑名可以在法制的轨道上进行，但韩昭侯无力改变韩国法制混乱的局面，也就不可能真正发挥术中法治的这一面，而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另一面的阴谋权术上。
韩非的分析虽未能如此具体，但大体上指出了问题所在。
如果把改革事业建立在阴谋权术上面，危险是可想而知的，因为阴谋权术本身是不受约束的。
对此，《韩非子》中也保留了一些有价值的记录，赵国曾派人通过申不害向韩国请求援兵，来进攻魏国。
申不害想对韩昭侯说，又怕韩昭侯怀疑自己里通外国，不说又怕得罪赵国，便让赵绍、韩沓先查看韩昭侯的行为举止，然后再说。
这样，内则可以知道韩昭侯之意，外则可以有得赵之功。
韩昭侯曾对申不害说：“法度很容易实行啊。”
申不害说：“所谓法，就是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
如今君既然设立法度却听从左右之请，这就是为什么法难以实行啊。”
韩昭侯说：“寡人到现在才知道如何实行法治啊，哪里还听他人之请啊。”
一天，申不害请求韩昭侯给他的堂哥一个官做。
韩昭侯讥讽说：“这可不是我所向您学到的东西啊。
听从您的请求不就坏了您的道理了吗？还是不要听您的请求吧！”
申子马上辟舍请罪。
可见术是双刃剑，一面是法制，另一面是阴谋。
申不害教韩昭侯实行带有法制色彩的术治，可他自己又在侦伺昭侯的行动，有以术行奸之嫌，由此暴露出术治的矛盾：不仅可做君主治理臣下的手段，还可用来当作臣下对付君主的手段！
至于他言行不一、为自己的堂哥当官请托昭侯，更生动地表现了改革本身的不彻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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