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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位就是其名字挂在旅馆墙上的牧师卡斯伯特·伊戈先生。
18世纪，到欧洲大陆旅行的传统在英国贵族子弟中颇为兴盛。
他们在牛津、剑桥接受一些古典教育，然后到意大利、希腊等地接触古典文化遗迹，教育才算趋于完满。
后来参与大陆旅行的人范围有所扩大，不是贵族没关系，但最起码要在牛津、剑桥之类名校念过书，受过一些古典熏陶，然后去实地印证。
比如这位持有牛津文学硕士学位的牧师卡斯伯特·伊戈先生。
毕比先生暗中鄙视老小姐们，老小姐们公然鄙视爱默生父子。
然而他们全都是伊戈先生鄙视的对象，他们跟文化简直不沾边，跑意大利来旅行纯粹是装模作样和附庸风雅。
巴莱特小姐、艾伦小姐这些人，作为20世纪初英国爱德华时代的游客，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她们没有受过多少古典教育，而在于其目的和态度。
她们整天挑剔食宿，忙着维系她们的维多利亚习俗，鄙视社会地位不如她们的同胞和当地人，以及传播各种闲言碎语。
剩下的时间和精力也只够拿着用简略信息拼凑的观光指南，四处找景点。
至于研究各种历史文化遗迹，欣赏当地的风光乃至植被，怀着开放心态与当地人接触，获得感性而具体的认知，那是根本谈不上的。
她们的旅行变成了赶时髦，完全违背了大陆旅行的文化教育初衷。
当她们看不上爱默生父子的粗鄙时，她们压根没有意识到，自己这种走马观花的旅行模式，在伊戈先生这类有点文化的人看来，其实粗鄙到可悲的程度。
所以在小说的第一部分，精明的毕比先生从来不在伊戈先生面前谈论文化艺术。
而刻薄的牧师伊戈先生除了膜拜乔托，开口闭口就是认识研究各种冷门学问的人，去兜风也只谈论相对小众的古代画家，而不是大众熟知的达·芬奇或米开朗琪罗，话里话外全是对这一伙人的鄙视。
而始终隐身在这鄙视链顶端的，是作者福斯特本人。
他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古典学专业科班出身的，跟伊戈先生这种虽然出身名校却只略微受过些许古典文化熏陶的人比起来，又高明得多了。
福斯特对大陆旅行有更复杂的看法。
在爱德华时代，若是纯粹为了所谓的文化教育，上流社会子弟已经更倾向于去美国所在的新大陆。
因此，福斯特对大陆旅行既赞成又反对，是一种警觉的态度。
在他看来，英国人如果要进行大陆旅行，接触文化当然很重要，但落脚点应该是在人身上。
旅行提供机会让人理解自己的内心，让人学会如何享受生活，学会跟途中遇到的当地人和本国人实现跨阶层、跨文化的接触，在人与人之间产生更多的共鸣与和解。
此外，旅行的目的是回家，去意大利是为了回归英国。
旅行的经历有助于回到英国之后，对家庭和社会的价值与准则产生新的理解和看法。
同样经历了意大利之旅，露西的收获类似于福斯特本人的看法，塞西尔的傲慢自负则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伊戈先生，这是两个人之间的重要分歧。
巴莱特小姐之类的中产阶级人士的大陆旅行方式固然俗气，而伊戈先生那种停留在18世纪的精英主义大陆旅行观念，更显得僵化和势利。
福斯特都不认同，这些人也都是他在小说中嘲讽的对象。
所以，巴莱特小姐一干人自不必说，就连自命博学的伊戈牧师，在作者笔下也要经常出乖露丑：谈阿莱西奥的画露怯，背洛伦佐的诗歌出错，说意大利语相当难听，各种观点前后矛盾而不自知。
这样一条从伊戈先生到老爱默生先生的鄙视链，贯串了前半部分的大多数章节。
处在这条鄙视链上的人引发了大量分别带有幽默、讽刺、反讽效果的矛盾冲突，造成了一系列复杂的喜剧效果。
把这鄙视链展示出来，作者当然不是为了自我赞美。
他一方面是刻画人性，一方面暗示了自己的基本态度：人们需要互相交流和彼此理解。
一切故意用来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装聪明、晒高贵、秀优越的小把戏和小动作，都容易变成笑料。
后来他对塞西尔·韦斯的刻画也印证了这一态度。
因为塞西尔在第二部分也试图构造出一条鄙视链，其拿手把戏就是走到哪里鄙视到哪里。
连女主角露西在装模作样欣赏她并不懂的艺术时，也受到了作者的嘲弄。
比如第二章，她去参观圣十字教堂，自觉颇有内秀，其实只是从观光指南上硬背了几句拉斯金的美学评论而已，一点个人见解都没有。
她甚至为找不到拉斯金盛赞的一块墓碑而心中焦虑。
与此同时，她的举止和心理活动也显得矫揉造作，非常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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