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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女子如果家境殷实，受教育几乎已是理所当然之事。
统治其时文坛的袁枚已主张女性独立，反对章学诚的保守立场。
19世纪初，曾有数名改革者提倡废除缠足的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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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学中，女性其实总占有一席之地，无论是作为追求对象，作为《诗经》中某些诗的抒情主体，还是作为诗人本身。
[14]唐末起，社会日益儒家化，对女性的敌视也日深。
但争取女性独立和反抗歧视的开端却始见于男性，比如撰写《闺范图说》的吕坤，还有哲学家李贽，特别是1835年刊行的长篇小说《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
但直至新思想由外国传至中国，并首先进入中国沿海城市，才为广泛的女性运动创造出条件。
在19世纪末的改革运动中，女性问题理所当然地被提出讨论，并且这次是在有女性参与的情况下。
[15]这一点，从当时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就可看出。
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发表女性题材作品，至于形式，则以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为主。
20世纪初的女性先驱者之一是秋瑾。
她是坚定的政治活动家，女权和行动主义运动的开路者，但她的诗文还是旧体。
因为总要设法摆脱当局的跟踪，她习惯销毁自己的作品，所以传世的只有诗130首，文13篇，以及弹词《精卫石》残本6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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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的这位女权斗士后由于在浙江筹备起义，失败而遭处决，所以常被称为革命烈士。
[17]先前她与丈夫迁居北京后，深受来自日本的新闻的影响，最后放弃家庭，争取离婚，并前往日本留学。
在日本，她成为革命者和通俗文学的维护者。
她不只主张在文学中使用白话，1906年由日本回国后，她还在当时进步女性文化的中心上海创办了提倡男女平权并宣传爱国思想的女性杂志《中国女报》，为这本杂志，她开始写作《精卫石》。
谴责小说和为城市读者所作的通俗小说
清末的长篇小说已预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端倪。
[18]比之过往几个世纪，此时的长篇小说变短了，不是联缀成篇，角色繁复，而是有一条情节主线贯穿故事，并在故事中突出行为者的心理活动和社会背景。
欧洲文学在中国既盛，新发展遂起，小说家们开始采用西方的文学题材和形式。
此外，中国本土的文学传统仍然活跃，部分以变化了的形式继续发挥作用，有些作者甚至有意识地采用旧的形式。
因而，在思想与文学寻找新方向的过程中，有些受欢迎的题材被保留下来，比如1879年初刊印，后经多次加工的长篇小说《三侠五义》，小说以公正的法官包拯为中心。
这本小说源于说书家石玉昆，他以独特的方式弹唱，与满族演唱者相近，并创立了石派书。
石玉昆演说包拯的有些早期记录，可以显示出封建时代晚期城市中的说书者与以散文写成的长篇小说之间的密切关系。
[19]《三侠五义》代表了一种封建时代晚期的民间文学形式，处于这种传统中的还有长篇小说《彭公案》，这一形式不久开始受到西方侦探小说的影响。
除此之外，还有承袭《水浒传》传统的侠义小说，承袭才子佳人小说传统的作品，例如满洲旗人文康所作的《儿女英雄传》（初印行于1878年，凡41回）[20]，以及狭邪小说，比如《海上花列传》，其作者明确指出，全书笔法“脱化”
于《儒林外史》。
这些长篇小说中的许多内容都经过改编，有时改动尤甚，因为它们几乎总是从特定的意识形态出发，这些立场又总要相互适应。
旧的长篇小说也以各种形式，经历了这样的加工。
晚清小说基本可分为“社会批评”
和“多愁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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