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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杰出学者王国维主张肯定戏曲和小说的价值，其出色的研究成果《红楼梦评论》开红学之先河。
文学扩大传播和大众报刊形成的前提之一是居民识字的普及。
关于19世纪识字率的了解却很不准确。
农村的识字率是40%至50%，城市中的识字率是80%至90%，这样的估计肯定是过高的。
[10]在不同地区，识字率也相差很多。
20世纪30年代，能写出自己名字的农村居民的比例在5%至8%之间，即使到了50年代，在有些地区，识字率也只有30%至40%，而且即便识字也不一定有能力读小说。
[11]梁启超认为识字率在20%，他也曾要求在汉字之外推行拼音文字。
宣传使用白话作为文学语言，这主要与胡适以及五四运动前夕的文学改良运动或文学革命有关。
但这并不是说简单地用活的语言，也就是白话，去替换文言这种不再说的、死的语言。
不只是在19世纪，事实上在很久之前，中国就有三种常用的语言形式，分别是文言、白话以及主要存在于南方的各种方言。
文言只用于文书和信札，中国北方常用的白话却是说写通用。
这种白话也叫官话，是官吏间沟通的媒介，也广泛应用于行政、司法和商贸领域。
书面的白话总是间有文言成分，长久以来在小说中使用。
但因与西方和日本的往来以及语言改革运动的兴起，19世纪末，有些改革者力求在此前使用文言的领域里也使用白话。
这种白话运动是从南方地区开始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南方处于北方白话之外，还有其他方言占据着决定地位，同时也因为比起北方和中部地区，南方地区受西方世界的影响更深。
这就造成了南方地区要求普及北方白话的情况。
至五四运动时，文言失去其垄断地位已有几十年。
比如有些杂志自创刊起就使用书面白话，而不用文言。
基督教传教士也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在布道时以及在他们创办的学校里使用白话，后一种使用情况影响更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承袭了中古中国佛教解经的传统。
在推行新概念方面，日本作为东亚的文化和军事强国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不只是因为日文汉字，也就是使用汉字创造日语译名，也是因为在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翻译尝试。
[12]特别活跃的是与《译书汇编》有关的中国流亡学生，当然，他们多数是将日语译成汉语。
中国的白话运动不久产生了效果，这些成果部分也是诸多领域（主要是贸易和新闻）发展的结果，而不只是白话倡导者努力的结果。
据估计，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时，约70%的居民在自己的方言之外，还说北方白话。
尽管如此，国语仍旧是一种理想，即使是在20世纪，语言的统一也难以在中国所有地方实现。
20世纪之初的中国距离国语还有多远，可见于清亡前数月于北京召开的中央教育会议上通过的《统一国语办法案》。
《统一国语办法案》要求国语不能以某种自然方言为基础，必须是标准化的创制语言；发音要以北京方言为准；语法上要使用或多或少在所有方言中都存在的形式；但词汇完全可以扩充，可增加来自各种方言的特殊表达。
这样的要求反映了各语言地区对丧失自己身份认同的担心，或至少是担心若将某种方言升格为标准语，所有其他方言的使用者将在社会中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鉴于这种状况，世界语会在中国有如此多的追随者，也就不奇怪了。
许多用音节或字母文字将汉语字母化的系统也要放在这种关系中去理解，比如吴稚晖制定的注音符号和拼音。
女性解放
文学革新的努力与政治、社会的需求密切相关。
其中，改善女性地位的愿望起到了重要作用，甚至连男性也会苦于社会上歧视女性的现象。
对女性态度的转变始于明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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