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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得于言，言得于志，人各有志，有言以为诗，非迹人以得之者也。
[97]
他认为，评诗与评人的标准是相同的：“人有面目骨体，有情性神气；诗之丑好高下亦然。”
[98]
公安派的表现主义
公安派以其代表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和袁中道（1570—1626）出自公安（在今湖北省境内）而得名。
[99]代表作家还有陶望龄（1562—1609）、江盈科和黄辉（1553—1612）。
有的作家把他们看作当时文学正统的反叛者，有的作家，特别是现代的敬仰者，则赞赏他们是中国的浪漫主义者，以内心直接的表达而非摹仿见长。
在20世纪，做如此评价者主要是周作人，也包括因介绍中国的书而名于西方的林语堂（1895—1976）。
这种对公安派的理想化或是对它的贬低，同样出自评价者寻求各自导向的需要，但他们并未识其本质。
袁氏兄弟并不是在反对正统派诗人，他们的批评主要针对的是正统派诗人的平庸的追随者。
这也体现在公安派的作家与正统的名家之间有某些重要概念和观点是相同的。
晚明公安派并不是一个针对复古运动的文学派别，关于这一点，我们要放在当时的政治和思想背景下去理解。
万历时期（1572—1620）是一个充斥着没落和混乱的时代，有许多农民起义和群众游行，比如在苏州，许多文人和百姓举行了抗议，反对勾结熹宗（1620—1627在位）乳母客氏、专断国政的残忍宦官魏忠贤（1568—1627）。
总的来说，当时的环境有利于自我意识的发展和对特立独行的追求，这不只体现在诗歌当中，也体现在其他各种艺术当中，比如在与袁宏道交好的画家董其昌（1555—1636）的画中。
在哲学方面，朱熹的声名衰落，王阳明的学说特别是他提出的“致良知”
的学说，却从者甚众。
这种学说以孟子为根据，以流行的人皆有佛性之说为支持，有利于个人主义的生长。
当然，王阳明不只要求给予个人更大的自由，也要求个人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
另外，处在这种传统中的还有后来很少被欣赏，且在世时就遭排斥的哲学家李贽，袁宏道与之结交肯定不是偶然的。
[100]
16世纪时，人们对自我的重新发现[101]也体现在宗教方面，比如忏悔和每日反省自己行为的做法。
最著名的是主张禅净融合的袾宏和尚（1535—1615）提出的约束自己、每日清点自己功过的要求。
[102]袁氏兄弟受这种革新的佛教和王阳明新儒学的影响，与朋友创办了放生社，以吃素和在屠夫手中购买将要被宰杀的动物的方式来积累德行。
对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主张复古、宗法盛唐诗学的放弃，也要置于这种思想革新中去理解。
因为这些崇古的作者不把诗看作性灵的抒发，而是竭力摹仿古代，以求复归这种理想状态。
袁氏兄弟的态度与之完全相对，他们认为文学要因时而变。
对此，袁宏道在给丘长孺的信中是这样表述的：
大抵物真则贵，真期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乎？唐自有诗也，不必《选》体也，初、盛、中、晚自有诗也，不必初、盛也。
李、杜、王、岑、钱、刘，下追元、白、卢、郑，各自有诗也，不必李、杜也。
赵宋亦然。
……今之君子，乃欲概天下而唐之，又且以不唐病宋。
夫既以不唐病宋矣，何不以不《选》病唐，不汉、魏病《选》，不《三百篇》病汉，不结绳鸟迹……扫土而尽矣。
[103]
公安派成员的观点是，当然要学古，只是不要限于盛唐。
比如，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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