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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为免入俗套，黄庭坚风格奇崛，与当时古文运动的理想构成某种对立。
同时代的陈师道（1053—1102）在《后山集》里写道：“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
[51]
对此，黄庭坚有自己的解释，比如在写给外甥的《答洪驹父书》里，他这样写道：
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
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语耳。
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
文章最为儒者末事，然索学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
[52]
所以，黄庭坚完全不认为“古人之陈言”
不能焕发新的光彩；相反，他认为某些“陈言”
亦可重获新生，就像点铁成金。
他认为，诗不只要让普通的事物变得艺术，也要将陈旧的事物变得新鲜。
换言之，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这是黄庭坚明确的目标。
有这样追求和看法的不只是他，苏轼也有类似的观点，但他对“陈言”
的使用限于用典。
在10世纪后期和11世纪，人们主要讨论的是文学的本质及其不朽条件之类的理论性问题，探讨一些普遍性的概念。
南宋以后，人们转而批评性地研究单个的作品。
这种转变的典型代表是姜夔（约1155—1209）。
他的诗论见于他为自己的诗写的短序以及他的文章《诗说》中。
姜夔称，《诗说》为1186年南岳“异人”
所赠。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起初遵循的是黄庭坚的范式，后来，就像比他年长的杨万里（1127—1206）、陆游（1125—1210）、范成大（1126—1193）、尤袤（1127—1194）和萧得藻（生活在12世纪末）那样，他认识到必须找到自己的诗作风格。
在他大约于1204年前后完成的《白石诗词集》序中，姜夔这样表述他的这种认识：
作诗求与古人合，不若求与古人异。
求与古人异，不若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
……其来如风，其止如雨，如印印泥，如水在器，其苏子所谓不能不为者乎？[53]
作诗当然要有学养，但诗仿佛是自成的，无意为诗而意已至，在无心的状态下自然产生。
有些矛盾的是，在后来，姜夔遭到了批评，他的诗被认为做作，且没有任何内涵。
诗是逐渐形成的，还是突然产生的？自12世纪中叶起，对该问题的讨论更多地采用理学学说的概念。
此前，这种对立是以禅宗的顿悟和渐悟学说为条件的，理学内部后来对该问题的思考只有联系这种背景才能理解。
唐朝时，诗歌和禅学虽然繁荣，但到了宋朝，禅学和诗学间的关系才认真地被加以研究。
此后，诗歌创作的过程大多不再只以道教的哲学概念来加以讨论，而是联系佛教的觉悟学说来分析。
如果说苏轼更强调创作过程的豁然与直接的话，那么，与他同时代的黄庭坚却提醒自己周围的人以及学生，要通过对传统和古诗文的不断学习，来为自身的文学表达创造基础。
[54]
画与题画：艺术之为整体的思想
对诗的自然天成的崇尚也反映在为别人的画作题上文字的做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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