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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变文集》的编者认为对仗、诗歌形式和节奏等中国本土元素是“变文”
的基本形式，但也有人认为这些元素是一些添加成分，它们只是覆盖在原本的宗教意图之上，并最终使“变文”
世俗化。
对于认为“变文”
结合了佛教讲经传统和叙事传统的观点，目前是存在争议的。
从作者基本不关注真实的时间或空间，而他们自己也完全没有被指出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种民族文学，而非官方承认的文体。
虽然我们所知的所有“变文”
都出自气候干燥的甘肃西北部敦煌石窟，但这些作品本身并不像是出自偏僻之地。
被《敦煌变文集》编者王重民称为“变文”
的80篇作品，语言风格接近唐代的口语，并且都用韵文的形式写成。
这些作品中符合狭义“变文”
概念的只有约20篇，这些作品可以回溯到被引进中国的配合变相图的故事朗诵。
[118]这20篇作品中有一部分是源自相同传说的不同版本，所以这些变文中只有7个故事。
即便我们将标准放宽，也只有12个不同的故事和它们的28个文本可以算作“变文”
。
[119]其中最重要的有《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120]《伍子胥变文》[121]《张义潮变文》《孟姜女变文》[122]。
学者白化文（PaiHua-wen）认为这些文本中有一些不属于狭义变文的范畴，例如《伍子胥变文》《孟姜女变文》《秋胡变文》，他认为这些文本虽然功能是供说唱，但并不配合图一起使用，所以应该属于“大鼓书”
。
其他一些在标题中带有“变文”
这个词的作品，以及大量没有标题的文本则属于佛教的“俗讲”
或“讲经文”
。
[123]作为唐代受佛教影响的民间文化的一部分，“变文”
对后世文学的发展，特别是戏剧和说唱艺术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24]
说唱文学是公开表演的叙事文学的基本形式，同时也是中国民间文学的基本形式。
虽然这种表演形式是在佛教的影响下才开始形成的，但我们可以认为在唐代已经有了专业的、非佛教背景的讲书人在使用这种形式。
唐传奇中所延续的志怪小说的元素也进入了说唱形式的文学作品之中，这种形式特别适合用来吸引行人倾听。
说唱文学的一个最关键元素在于它的内容，这些作品的内容奇特、惊人，讲的是谋杀、爱情、失败和惩罚。
[125]
在敦煌发现的民间文学作品虽然体现出不同的语言层次，但都是由专业人士创作的，尽管这些人有可能并非知识精英或社会精英。
敦煌之所以能够保留下来如此多的文本还有一个原因：在佛教寺庙中，抄写是俗家弟子的任务，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够看到这些变文。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相同的文本会有不同的版本。
这些文献多为抄本，所以保存下来的经常只是一些残篇。
佛教寺庙很早就成为俗家人学习的场所，在敦煌找到的大量习字手稿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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