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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世南所著《北堂书钞》是中国早期最著名的类书之一，这是他在隋秘书郎任上编的。
虞世南曾受徐陵的资助和影响，强调道德意义的风气也同样对他产生了影响，他所作的描述边塞战争和戍边士兵生活的诗从数量上超过了他的“宫体诗”
。
在唐代，军事题材很流行，对勇武之气的轻视甚至贬低是随着社会情况的变化而开始的。
这种轻武之气虽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但是到了宋代已蔚然成风。
唐代时，出于保障贸易的目的，国家在北方边界投入大量的军事力量，这使得“边塞诗”
盛极一时。
在这类诗中，驻守边疆的官员们除描述自己戍边的经历外，也会讲述战事或士兵的日常生活。
[45]这种“边塞诗”
的传统可以回溯到《诗经》，特别是从乐府诗开始的从军题材的诗歌，例如乐府诗“从军行”
这个旧题在唐代仍经常被用到。
唐代以创作这类从军诗或边塞诗著称的诗人有高适（约700—765）和岑参（约715—770），此外，王昌龄、杜甫甚至李白都曾经写过从军诗。
杨炯（650—约693）也曾在一首《从军行》中表达了从军的愿望：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46]
有些表达和说法影射的是当时的事件或前代的文学作品，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应该是能够直接辨认出来的，但对学生或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来说，要理解这些影射还是有困难的。
为了给这些人提供帮助，也为了对用于学习的经典进行统一，除上文中已经提到过的辞书之外，人们还编写了类书和文集，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初唐时期欧阳询等人奉皇帝之命编纂的类书《艺文类聚》，以及徐坚（659—727）所编综合性类书《初学记》。
有愿望写诗或接到任务要就某个题材写诗的人可以在这些书中寻找建议，对后世撰写注疏的人来说，这些著作也可以帮助他们理解那些晦涩难懂的部分。
因而，如果要从文学理论的角度研究某个比喻或概念在使用方面的变化，就不能不用到这些类书。
对前代诗歌的挖掘使旧的诗歌传统重新焕发生命力，同时也利于新旧融合。
例如与宫体诗相比显得过于朴素的陶渊明的作品，在今天，陶诗被认为是中国唐代之前最成熟的诗作。
公元6世纪早期的萧统《文选》就使他免于被遗忘，王绩（约589—644）更是将陶渊明当作仿效的对象，他的效仿不仅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同时也体现在人生态度上。
在陶渊明所代表的好酒、特立独行的田园诗人形象中，王绩在“宫体诗”
以及从道德角度出发对这种浮华风格的批评之间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至于王绩在现实生活中是否也嗜酒，是否也无心为官，这一点我们很难判断，因为就像从当时流传下来的许多资料一样，事实、传说和假托之作经常根本无法厘清。
不过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旧唐书·王绩传》所称王绩归隐田园30年实际是杜撰的，我们只能将这种杜撰的意图解释为历史学家想给他塑造隐士的形象。
比起历史著作，我们对诗歌的记述要更加谨慎，因为诗歌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诗人自己的，特别是记录在自序中的那些。
我们只能将已经约定俗成的题材当作前提去理解，诸如嗜酒、无妻无子等经常只是对某种题材或情绪的借用，其中最重要的信息并不在于作者说了什么，而是要看他的作品与之前的同类作品相比改变了什么。
王绩简洁的语言和简单的句式被认为是矫饰造作的宫体诗中的一股“清新的风”
，这种风格体现了他对阮籍和陶渊明等隐士诗人的重新发掘。
他对阮籍的看法与魏徵对阮籍的看法正好相反，后者将阮籍视为对魏国的灭亡深感痛心的道德之士，而王绩与很多诗人一样，都从阮籍和陶渊明的归隐中看到了某种理想的实现。
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这些归隐之举中存在的矛盾，这说明王绩所感兴趣的并非这些隐居行为的思想前提及其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而是与之相关联的氛围以及由此引发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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