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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惧，作《春秋》。
[65]
除《春秋》和司马迁《史记》开始的几卷外，《竹书纪年》应该算是最为可靠的历史记录了，至少对我们来说，这部书是了解西周及以前的历史最为重要的编年史著作，虽然它跟《春秋》一样言简意赅。
书中记载了从具有神话色彩的历史开端直到公元前299年魏国时期的历史。
《竹书纪年》是用周朝晚期的字体写在竹简上的，公元前296年该书随魏哀王入葬，并于公元281年被盗墓者发现。
最初的文本共12（或更多）卷，已经失传，但流传下来的两卷并非伪作，而是以历代传承下来的文本为基础的，所以直到今天，仍有很高的价值。
[66]
《左传》及《春秋》的其他注释典籍
《左传》被认为是一位名叫左丘明的人对《春秋》的解释，与《公羊传》《穀梁传》同为解释《春秋》的最重要的典籍。
[67]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后两部作品是在汉代经编辑整理过的。
《公羊传》比《穀梁传》年代更早，而《穀梁传》中则包含了更多的天文知识。
两部著作都以问答的形式写成，这种文体也被称为“问对体”
，应该是在口传的基础上形成的。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风格则完全不同，它更像是一部独立的国家政治著作，且对继承了《公羊传》传统的《史记》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使之成为《公羊传》和何休（129—182）《春秋公羊传解诂》之间的一环。
因而我们需要记住，当中国学者说到《春秋》时，他们并不仅是指那本语言简洁的著作，而是包括了与之相关的所有注释。
例如《春秋·隐公七年》的第二条记载中只是简单地写着“滕侯卒”
，而《公羊传》中就说道：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归于纪。
滕侯卒。
何以不名？微国也。
微国，则其称侯何？不嫌也。
《春秋》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
何休还补充说：
若继体君亦称即位，继弑君亦称即位，皆有起文，美恶不嫌同辞是也。
虽然从很早的时候开始，中国的史书就以记载统治者而非个别英雄或军队统帅的言行为主，但历史写作依然是最初的史诗传统被改变、被压制的结果。
《礼记》曾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
说明史诗元素完全被早期对于统治者地位的程式化、合理化记录所取代了。
班固（32—92）的《汉书》补充说：“事为《春秋》，言为《尚书》。”
[68]史官的作用是监督德行，并有劝诫的义务。
就像《大戴礼记·保傅第四十八》中所强调的：“太子有过，史必书之。
史之义，不得不书过，不书过则死。”
从记载于《史记》的下面这个故事中，我们就能够看出这种记录的严格以及它所带来的约束力：
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
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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