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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诚深知，宏观研究必须以微观研究为基础，微观研究必须以宏观研究为指导和归宿，两者应该并重，不可偏废。
在明清史研究中，他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史料的搜集、审核、考证入手，弄清每件具体的史事，然后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宏观研究，找出诸多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探寻历史发展的趋势及其规律，从而拨开了重重的历史迷雾。
关于明代疆土管理体制、卫所制度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就是顾诚运用宏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方法的一个成功范例。
他在搜集大量史料，得出明代卫所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军事系统管辖下的地理单位的基础上，对明代的耕地、人口数字统计以及卫籍等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从而提出明代“全国土地是由行政系统和军事系统分别管辖”
这个有别于传统看法的新论点[13]，认为“明帝国的整个疆土是分别隶属于行政系统即六部—布政使司（直隶府、州）—府（直隶布政司的州）—县（府属州），军事系统即五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行都指挥使司、直隶都督府的卫）—卫（直隶都司的守御千户所）—千户所两大系统的”
。
“行政系统的基层组织——州县（其下再分为若干里甲）是一种地理单位，问题在于明代军事系统的都司（行都司）、卫、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一种地理单位，负责管辖不属行政系统的大片明帝国疆土”
[14]。
并对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明代耕地、人口统计数字发表了新的看法，指出明洪武、弘治、万历三个代表明前期、中期、后期的年代里，史籍中所出现的两种相距甚远的“全国”
耕地数，其中较小的数字是户部综合州县耕地数，较大的数字则为行政系统与军事系统管辖耕地数的总和；现存明代册籍所载的全国人口数字，都是户部综合州县管辖的户、口数，而没有包括卫所辖区内的人口数，因此并不完整。
后来，山西社会科学院的张海瀛从北京大学图书馆查到万历十年山西巡抚辛应乾主持编制的《山西丈地简明文册》，发现该册包括了山西布政司所属各府州的地亩、征粮数以及山西都司所辖耕地屯田与征收籽粒数[15]，为顾诚有关明代耕地数的论断提供了实际例证。
顾诚这一独创性的论断，是明清史研究的一大突破，它对明清两代的人口、耕地以及一系列相关问题的研究，无疑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顾诚运用宏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方法的又一个成功范例，是对南明三入长江之役及其相关事件的研究。
在南明史中，顺治十一年相继发生李定国进攻广东之役和张名振、张煌言三入长江之役，在这前后还有钱谦益的复明活动，贺王盛、平一统等的反清之案，郑成功派陈辉北上之役与林察、周瑞南下之役，刘文秀进攻常德之役，顾炎武擒杀世仆陆恩之案，等等。
过去有些学者曾对这些事件分别做过论述，但有许多情节一直未弄清楚，也未能看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未能真实地反映当时明清战局的全貌及其走势。
顾诚先后发表《从会师广东之役看郑成功同永历朝廷的关系》与《顺治十一年——明清相争关键的一年》两篇论文，而后在《南明史》中又开辟《李定国的两次进军广东》与《1654年会师长江的战略设想》两个专章，对这些事件进行深入的研究。
他先从各方面搜集丰富的史料，对各个事件逐一进行考证，纠正某些史籍记载的讹误，厘清其大体情节及其前因后果，然后对这些事进行综合考察，找出它们的内在联系，从而推断李定国进攻广东之役与张名振、张煌言三入长江之役是其中的核心事件，其他事件都是为这两大战役做准备或由它们派生出来的。
两个关键事件中，广东之役是由李定国决策，经由与郑成功联络后形成，并由李定国亲自执行的。
三入长江之役则是由内地隐蔽着的复明分子钱谦益、姚志卓、朱全古、贺王盛等人经过调查研究，秘密策划，东西联络后形成的，决策者是孙可望，积极执行者是鲁监国的部将张名振等人。
南线战役的意图是同郑成功会师，首先收复广东，进而夺取福建、江西、浙江、江苏等省；北线的战略意图则是由东南沿海水师同西南明军主力会师，收复江南，取得这块财赋充盈、人才荟萃之地，作为扭转明清战局的关键。
如果这两个战役能够实现，拥戴南明的各支抗清武装就将控制整个江南地区，全国形势必将大为改观。
以当时的客观条件而论，它们都是切实可行的。
但南线由于郑成功另有自己的算盘，不肯真心实意同李定国会师，北线的战役是孙可望图谋篡逆，使刘文秀有后顾之忧，不敢带领重兵南下，错失了战机。
“此机一失，南明再无复兴之望”
（《南明史》），抗清运动走入了困境。
这些论述，见他人所未见，言他人所未言，对于把握南明历史发展的线索，总结复明运动的经验教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是由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成功运用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顾诚的许多明清史论著不仅史料丰富，考订扎实，而且论述深刻，创见迭出，成为令人瞩目的学术精品。
治明清史者，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他的观点，都不能不接受他所考证和理清的史事，都无法回避他所提出的论断。
顾诚关于明代疆土管理体制和卫所制度的论述，《明末农民战争史》和《南明史》两部专著，代表了当前这些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这是他对明清史学做出的重大而卓越的贡献。
[原载于《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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