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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屡受恶评的马士英，顾诚综合考察其一生的言行，指出他固然“不是救时之相”
，“秉政时毫无作为”
，但东林—复社人士加在其头上的罪名多为不实之词，将他列为“奸臣”
“阉党”
，“实属无中生有”
。
在弘光朝廷覆灭之后，他为唐、鲁两个朝廷所不容，却“没有转投清方，而是尽力以抗清的实际行动改变自己过去的不佳形象”
，“曾经多次参加渡钱塘江攻余杭、富阳以及会攻杭州之役”
，失败后“逃入四明山削发为僧被俘就义，实属难能可贵”
（《南明史》）。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顾诚坚决反对回到乾嘉时代，反对钻进象牙之塔为历史而历史，他认为，史学研究必须为现实社会服务，“史学的科学性，首先在于揭示隐藏在历史现象背后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用以指导现实斗争”
[11]，“历史科学的万古长青，就是教导后来者借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避免重蹈失败的覆辙，使我们的事业做得更好一些，不要倒行逆施，为中华民族的兴盛做出贡献”
（《南明史》序论）。
当有人借口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同政治的关系密切而横加指斥时，顾诚即站出来为郭沫若辩护，义正词严地指出“史学有它自身发展的传统。
但是，我们也毫不讳言任何一部史籍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它当时的政治条件下产生，又反过来为作者所选择的政治服务的。
《甲申三百年祭》是时代的产物，又为推动历史前进做出了贡献。
这正是它的优点”
[12]。
正是基于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顾诚在他的史学论著中，不仅结合具体史实的论述，随时总结其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而且在《南明史》一书中深入探讨了明清易代的原因及其教训。
他反对那种把既成事实当作历史必然的说法，认为历史的必然性只有一条，就是社会要发展，要前进。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明朝覆亡以后，中国仍将建立一个封建王朝，社会仍将处于封建制度的框架之内。
清军入关之后，天下大局并未确定，各个主要派别的势力都有可胜之机，谁掌握了这种机遇，谁就能战而胜之。
接替明王朝的“可能是大顺王朝，可能是清王朝，甚至可能是孙可望掌握实权的朝廷，也不能排除在较长时间处于分裂的局面”
（《南明史》序论）。
最后的结局为什么是清胜明败呢？根本原因不是强弱异形，而是内部凝聚力的差异。
“汉族和其他民族（如西北等地的回族，西南等地的多种少数民族）百姓反抗满洲贵族征服斗争终归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内部矛盾重重、钩心斗角，严重分散，抵消了抗清力量。
多尔衮、福临等满洲贵族不仅代表着一种比较落后的生产方式，而且兵力和后备兵员非常有限，单凭自己的八旗兵根本不可能征服全国，汉族各派抗清势力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打倒了自己”
（《南明史》序论）。
内争、内耗必然要导致失败和灭亡，这是无数南明志士仁人用鲜血换来的惨重教训，值得后人深思与记取。
三
顾诚既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又有扎实的考证功夫。
在史学研究中，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传统实证史学、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研究风格。
这是顾诚史学研究的突出优点，也是他在众多同人中脱颖而出的关键所在。
在史学研究中，有的学者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运用，注重用宏观的方法揭示历史发展规律，但轻视微观研究，结果是徒托空言，无法真正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有的学者推崇传统的实证史学，埋头搞微观研究，搜集大量史料考证一件史事或一种古书，却忽视宏观研究，无法揭示历史演进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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