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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裔煊主张对嘉靖、隆庆年间的“倭寇”
应从本质上再认识，看到它“实质上是在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民和城市平民，联合各阶层人民反对封建的运动，归结到一点就是禁海与反海禁的斗争”
[301]。
陈学文认为倭寇是指以日本海盗为主体，并纠集一些像王直之流的汉奸、民族败类在内进行海盗式掠夺的武装集团。
战争的性质不是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更不是国内战争，而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封建领主与海盗掠夺的战争。
[302]毫不奇怪，鉴于对嘉隆“倭寇”
问题的重新认识，必然引起对“御倭”
名将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物的再评价。
陈抗生把他们说成“都是朱厚熜的爪牙”
；戴裔煊则斥之为“封建地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
。
与此相反，一部分学者仍认为“嘉靖御倭战争实质上是以明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为一方，又以王直海盗集团和一部分日本海盗为另一方而进行的战争”
，因此，王直一伙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罪人”
，而“以戚继光为代表的爱国将领镇压王直海盗集团，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御倭战争的正义性是无可非议的”
[303]。
看来，要使分歧缩小，还有待于今后继续加强对明代私人海上贸易的研究，弄清“倭寇”
“海盗”
的实质。
3.对于明朝正德年间以后西方殖民者的东侵和耶稣会士的来华，史学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
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从明武宗在位的正德年间（1506—1521）葡萄牙人侵犯我国广东沿海开始，他们遇到的是一个实力并不逊色的东方大国。
尽管西欧国家凭借日渐发展的科技和经济、军事力量，把许多土著民族国家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然而对中国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未能实现其野心。
因此，明朝后期中国同西方的交往，主要表现为海上贸易和耶稣会士来华活动。
明末的中西方直接、间接贸易从总体上看，中国处于有利地位，表现为大量白银流入的出超。
对于欧洲耶稣会士的在华活动，史学界在1960年左右曾经有过争议[304]，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一般均持否定态度，例如颇具影响的侯外庐等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中就断言，“耶稣会士只是殖民帝国与封建宗教的先遣队”
，“传教士传来的西学并不是当时欧洲的新学”
。
并进而指出来华的耶稣会士是“科学的敌人”
，他们的活动“破坏了中西文化的正常交流，并妨碍了近代科学的输入”
。
不过，作者又强调要把耶稣会士的活动同向他们学习科技知识的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历史作用区别开来，认为“徐光启一辈人可以说是中国向西方追求真理的先行者”
，“代表中国启蒙时代的学者们在科学方面的努力，并且是起过进步作用的”
（均见第四卷下册）。
显然，这种区分在逻辑上有点勉强。
近年来，研究状况已发生变化，首先，是更加注意收集、翻译有关耶稣会士在华活动的各种记载，探讨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和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的媒介作用。
由于在材料的收集和利用上需要一定的条件和时间，这方面虽然已经取得进展，但要做到全面占有资料做出实事求是的综合论述还有一段距离。
其次，一部分学者主张对耶稣会士在华活动“应该一分为二地评价”
，即“在揭露他们来华的背景和目的的同时，也应该肯定他们在中国所起的积极作用”
。
这种积极作用表现在“曾将西方的科学文化引进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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