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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明代的中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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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中外关系历来是学术界重视的课题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明帝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和远洋往来的研究，取得了不少进展。
重点比较集中于郑和下西洋；明代的朝贡贸易和海上私人贸易；明后期至清初欧洲殖民势力的东侵和耶稣会士的在华活动。
1.郑和的远洋航行。
这一课题的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实质性进展，整理出版了有关史籍、资料汇编，对历次航行的时间、规模、经历地点以及与各国的交往情况，对郑和等人的生平等问题都做了详细的探讨。
1956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朱偰著《郑和》是一部比较系统的著作。
1985年为纪念郑和下西洋580周年，我国学术界又掀起了一股研究热潮，把资料整理和研究水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有关单位出版了《郑和下西洋》（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一集、第二集两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此外尚有包括近年来新发现的文物资料在内的资料汇编和图片集（《郑和研究史料选编》《郑和家世资料》《郑和史迹文物》，均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
这些论著对郑和下西洋的时代背景、动机，明初造船与航海技术，下西洋的历次规模、路线与所到各国的交往，郑和家世、生平及宗教信仰，下西洋的历史意义和宣德以后停止远洋航行的原因等问题都做了详细的阐述，学术水平有明显的提高。
在一些问题上，如明成祖派遣郑和等下西洋的原因、历次航行的规模和到达地区，以及史籍中记载的航船长宽比例，还存在一些不同看法。
2.明代的朝贡贸易与私人海上贸易。
朝贡贸易一词本来是包括了明朝廷同周边国家和帝国内部同某些少数民族之间的一种政治经济关系，这里仅指前者而言。
从明代建立之始，朝廷就逐步制定了同周边国家之间的朝贡贸易制度。
史学界的研究主要关注于朝贡贸易的历史地位。
比较共同的看法是，朝贡贸易突出体现了明朝统治者为保持“宗主国”
地位的政治意图，“厚往薄来”
的交换原则和国家垄断并且在对外贸易的周期与数额上加以限制，违反了商品经济的规律，阻滞甚至扼杀了民间海外贸易的发展，是造成我国社会发展停滞的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也有学者指出，在“朝贡贸易”
体制下，中国直到明中期比周边国家在实力上虽强大得多，却几乎一直同东南亚等地区国家保持着良好关系，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很罕见的，至今在国家与人民交往中仍留下一段佳话。
自明中期以后，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民间的海上贸易逐渐冲破了朝廷的禁令，在规模和往来频繁的次数上远远超过了朝贡贸易。
林仁川在《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一书中说：“到嘉靖年间，我国东南沿海的私人海上贸易有很大的发展，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范围之广，远远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他认为自16世纪至17世纪初，“在东南亚的市场上，中国海商实力雄厚，竞争力强，仍执世界贸易的牛耳，居于主导地位”
。
作者不胜感叹地指出，私人海上贸易如果得到明朝政府的支持，它一定会成长壮大起来，事实上却适得其反，“遭到封建政权的严重摧残”
。
部分地由于对明代民间海上贸易的估计与认识上的差异，又引起了对明中期“倭寇”
性质与评价的激烈争论。
过去史学界大抵沿袭传统的看法，认为“倭寇”
是以日本武士、浪人为主体组成的一股海盗势力，自明初以来就对我国沿海地区进行不断的劫掠，而以嘉靖、隆庆年间最为严重。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如陈抗生认为王直等被诬为“倭寇”
的人“精于海外贸易，长于航海事业，富于冒险精神。
他们是明代视野最广阔，思想最解放的一部分中国人”
，“应该为王直记上一大功”
，“他们之被镇压是历史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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