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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胡适、郑振铎、孙楷第等先生都对明代的通俗文学做过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举凡作品的创作时代、作者生平、主题思想、社会意义、文学价值、版本源流，都进行了极有价值的探讨。
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均列有专章论述明代文学。
正是由于他们的倡导，不仅为明代通俗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争得了本应享有的崇高地位，而且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此外，如丁文江先生于整理《徐霞客游记》的同时，撰写了《徐霞客先生年谱》，并主持绘制了游记附图1册[251]，在当时是研究徐弘祖生平事迹的最佳作品。
4.在中外关系方面，郑和下西洋的问题早在19世纪就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发表了多篇研究文章。
我国学者梁启超在20世纪初撰写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文中列举了郑和所到西洋地名39处，并且指出“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见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哥达嘉马发见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
，堪称“国史之光”
。
[252]1912年袁嘉谷在云南昆明发现了“马哈只墓志铭”
，20世纪30年代郑鹤声查出了原立于太仓县刘家港的《通番事迹碑》文，福建长乐县也发现了《天妃灵应之记》碑，在云南玉溪又觅得了“郑和家谱”
。
这些金石、文献的发现为人们研究郑和的家世、航海行踪提供了重要资料。
向达先生在1929年发表了《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一文，对有关郑和航行的文献内容和版本情况做了介绍和考证。
此后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各报刊发表的关于郑和的文章在20篇以上，其中有代表性的如吴晗《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收入《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
专著有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1937年）、束世澂《郑和南征记》（1941年）、范文涛《郑和航海图考》（1943年）、郑鹤声《郑和》（1945年）、《郑和遗事汇编》（1948年）。
[253]“九一八事变”
后，部分学者目睹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步步深入，对明代倭寇问题和抗倭战争给予了高度重视，写出的论著很不少，意在唤起国人的爱国心。
如陈懋恒著《明代倭寇考略》（北京哈佛燕京学社1934年版），吴重翰著《明代倭寇犯华史略》（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此外还有不少文章和小册子。
5.对于明代农民起义，新中国成立前由于作者的政治倾向不同，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论基础都呈现明显的差异。
郭沫若先生在1944年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在当时以至新中国成立以后都发挥了广泛的影响。
有的著作在学术上达到了较高水平，如李文治先生1948年出版的《晚明民变》对明末农民战争做了全面的论述，这部书在国内外史学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颇得好评。
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明史学者在进步思想的推动下，写出了一批意在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作品，其共同特点之一是以古喻今。
吴晗的《朱元璋传》《明初的学校》《“社会贤达”
钱谦益》；叶丁易先生的《明代特务政治》都属于这类作品。
由于作者是在一定时代条件下为一定政治目的而写的，尽管书中也引用了不少史料，具有一定学术水平，但有时因立论的牵制而影响到著作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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