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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二年春天以后，大西政权的处境日益恶化，逐渐形成统治危机。
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在南京建立的弘光朝廷颁诏四川，策动地方官绅发动叛乱，颠覆大西政权；二是张献忠在平定官绅叛乱时殃及无辜，丧失了民心。
弘光朝廷自封正统，当权人物既以偏安江南为宗旨，在他们看来四川毗邻云贵、湖广，势居上游，乃必争之地。
由于它无力出兵“收复”
四川，就采取封官许愿方式，任命了一批在当地士绅中享有威望的在籍官僚，联络旧部和宗法势力与大西政权为敌。
如以巴县人旧辅王应熊为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总督川、湖、云、贵地方，赐尚方剑便宜行事[163]，敕书中规定“蜀将悉听调遣，文武官吏、汉士兵惟卿用之”
[164]；又以宜宾人樊一蘅为川陕总督，“皆委以恢复之任，号召诸路官兵义旅，响应云合”
[165]。
这些明朝故官旧将既受新命，立即派员四出活动，收集散兵游勇，网罗地方官绅，授予文武官札。
在他们的组织和策动下，四川各地的反动势力日趋猖獗。
顺治二年春，明总兵曾英部攻占重庆。
张献忠派大将刘文秀统兵数万企图收复该城，被曾英击退。
此外，明将王祥占据綦江，杨展盘踞黎、雅，马应试据守叙州（今宜宾）。
南明督师大学士王应熊坐镇遵义，联络各部，把川南变成了颠覆大西政权的主要基地。
在顺庆（今南充）地区，明朝举人邹简臣“潜与顺庆豪杰倡义，建中兴赤帜于江浒，数日众至十余万，军声大振。
贼卷甲遁，恢复顺庆十余城”
[166]。
明松潘副将朱化龙也在川西“敛兵自守”
，伺机而动。
大西政权控制区不仅不断缩小，而且辖境内的官绅地主常常趁大西军主力调往他处时发动叛乱，即所谓“郡县贼吏特以兵威迫胁，民勉听从；兵才他适，则群起而杀之”
[167]，“起义兵斩伪令者，所在皆是”
[168]。
局势的恶化竟发展到“成都百里外，耰锄白梃，皆与贼为难”
[169]。
弘光朝廷利用四川官绅在当地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对付农民军，推翻大西地方政权，使大西军的处境日趋困窘。
面临逐渐恶化的局势，张献忠采取的手段是派出大军四出扫**，加强镇压。
然而，狂热的报复心理驱使他走上了一条不分顺逆、滥加屠杀的歧路。
他看到官绅地主是反抗大西政权的主要力量，而读书士子一般出身于这个阶层，就在顺治二年十一月，假称举行“特科”
，命令各府州县把生员全部解送成都参加考试，大体到齐后一声令下把送来的五千多人杀害于大慈寺。
[170]辖区内官绅、地主子弟大批被杀，势必加深他们的父兄亲友对大西政权的仇恨。
由于大西政权委派的地方官员经常在叛乱中丧生，张献忠又迁怒于当地居民，发出了“除城尽剿”
的命令，分遣军队前往州县搜杀百姓。
最后连西京成都的居民也不放过，一概视为“该杀该死之反叛”
，除官员家属外“一律杀绝”
[171]。
这种以地域观念视当地居民为敌的平叛方针，必然导致自身的极端孤立。
八月，张献忠在四川站不住脚了，干脆放火把锦绣蓉城化作断垣残壁，跨上马背，另寻出路。
抛弃成都以后，大西军向何处去？北面的陕西，东面的湖北都已经属于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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