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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虽然在政治上采取了一些措施招徕他们，追赃助饷也做了区别对待，但毕竟打击面过宽。
何况追赃时往往刑拷相加，官绅体面扫地以尽，这对于大批归附大顺政权的官绅地主来说实非始料所及。
他们在饱尝铁拳之后，不胜愤慨地说：“是岂兴朝新政哉，依然流贼而已矣。”
[82]当大顺军所向无敌之时，官绅们慑于大顺政权的兵威，一般不敢公开反抗，但已经暗中“人人饮恨，未及发也”
[83]。
双方的矛盾再度激化，只是还没有表面化罢了。
由此可见，大顺军领导集团在争取官绅地主的支持问题上犯了策略性的重大错误，这对于不久以后整个形势的逆转，汉族官绅纷纷托庇于满洲贵族建立的清廷有着密切关系。
在辽东问题上，突出地反映了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缺乏战略眼光。
从万历末年起日益强大的满洲贵族军队已经成为明朝廷难以对付的敌手，明末农民战争的整个过程都是同明清之战交错重叠的。
按常情而论，李自成在西安决策东进，志在结束明王朝统治时，就应当对下一步如何迎战清军做到成竹在胸。
然而，事实却完全相反，李自成占领北京的前后，几乎没有意识到清军将是同自己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
这首先表现在他在北京地区集中的兵力不足以抵御清军大规模的进犯，大约三分之二以上的大顺军被分布在西北、湖广襄阳四府、河南以及新占领的山西、畿辅、山东等地。
这种部署对于稳定大顺政权统治区的局势虽然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分兵把口的结果却造成了在关键地区缺乏足够的兵力。
例如，大顺军向北京进军时，明朝左良玉部官军乘机进攻湖广承天、德安，守将白旺告急；河南一些地主武装也同左良玉相呼应，颠覆当地的大顺政权。
李自成当即决定派右营制将军绵侯袁宗第统率大军由陕西奔赴湖广、河南，击退和平定了官军与地主武装的反扑。
直到山海关战役失败，袁宗第和白旺的军队仍滞留于河南和湖广。
这种局部的胜利最终导致了全局的失败。
如果李自成能高瞻远瞩，暂时置湖广、河南于不顾，把袁宗第的右营军大批兵马调到北京地区，等到稳定辽东局势之后再回头收拾左良玉等手下败将那简直是易如反掌。
李自成计不出此，终于造成兵力分散的严重后果。
其次，占领北京以后，李自成身边的军队总数大约是十万人，受封侯爵的大将就有刘宗敏、李过、刘芳亮、张鼐，加上明朝投降军队，兵力也还可观。
然而，李自成却没有在京东以至山海关地区部署重兵防守。
当时，吴三桂的辽东官军已经调入关内，驻扎于昌黎、滦州、乐亭、开平地区。
[84]清廷乘机派郑亲王济尔哈朗率兵收取了关外的城堡土地。
李自成的着眼点仅限于招抚吴三桂和关门总兵高第，对关外的清兵则完全置之度外。
开初，他对吴三桂、高第的招降进行得很顺利，吴三桂在大顺政权使者转达李自成“许以父子封侯”
等优厚条件后，立即在明辽东巡抚黎玉田和部分将领的支持下决定归顺大顺政权。
黎玉田随即被委任为大顺政权四川节度使，奉命同明朝另一投降总兵马科带领军队西行收取四川；马科部下兵马一万原驻于畿辅，李自成在山海关战役以前竟派他远征四川，更反映了大顺政权领导人对清军出兵干预的危险毫无认识。
山海关总兵高第只有一万兵马，也同吴三桂采取一致行动，归附大顺。
在黎玉田、吴三桂、高第投降之后，李自成在山海关地区的军事部署是只派遣几天以前在居庸关投降的唐通统领原部八千兵马接管山海关防务。
[85]在吴三桂、高第投降大顺、清军占领关外土地之后，京东北的局势已形成清、顺隔关相峙。
李自成没有派亲信高级将领统率大顺军“老本”
（嫡系部队）扼守山海关地区，足以表明他对局势的严峻毫无清醒认识。
即便没有发生吴三桂叛变，单凭唐通八千兵力也抵挡不了清军可能的进犯；何况如果李自成在山海关派驻重兵，吴三桂发动叛乱的可能性也必然大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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