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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孳曰：“实。
岂止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徵亦曾归顺唐太宗。”
龚鼎孳的失言虽遭到多尔衮的斥责，却如实地反映了大顺军入京后明廷官僚的动向。
[71]
长期以来被指斥为盗贼的李自成竟然得到包括官绅地主在内的汉族各阶层的广泛归附，说明当时的大势所趋。
然而要取代明王朝，大顺政权必须做到两点：一是完成自身的演变过程，在政策上做根本性的调整，由打击官绅地主转而保护他们的利益，在这个前提下，力求实现轻徭薄赋、整顿吏治；二是在战略上有一个清醒的估计，认准辽东新兴的清政权是自己完成统一大业的唯一劲敌，从而在军事上做好充分的准备。
在这两点上，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军领导集团都未能妥善地处理。
尽管大顺政权已经处于向封建政权转化的过程当中，然而转化的速度却远远不能适应客观局势变化的要求。
李自成在崇祯十六年建立襄阳政权时宣布的三年免征赋税的政策以及随之而来为解决军饷、行政开支采取的追赃助饷政策一直延续到占领北京时期。
各地留下的记载都表明大顺政权委派的官员到任后首要任务就是拘拿官绅追赃助饷。
如崇祯十七年三月刘芳亮部占领大名府，“布州县伪官，毒掠缙绅”
[72]。
进占广平府之“次日，拷掠乡绅，以官职大小定银数之多寡，惨不可言”
[73]。
高阳县令王瑞图抵任即“奉贼令逼索乡绅，名曰助饷”
[74]。
灵寿县“伪令郭廉持符至灵寿，勒乡绅捐饷，恣为横暴”
[75]。
肥县县令石传声下车伊始即“置乡绅于狱，比饷银”
[76]。
山东各地情况也和畿辅一样，“崇祯十七年闯寇李自成既陷京师……乃遣其巨帅郭将军者以精贼数万略行齐鲁，张官置吏，四出赴任，旬日间遍于海岱……奉其敕追掠缙绅，桁杨接擢，相望于道”
[77]。
济南府“有户政府从事张琚者，谓之催饷司，拷掠宦家子，俾助银。
其被掠者以万历来科目为断，计三十余家。
刑具夹桚外，有铁梨花、吕公绦、红绣鞋之名”
[78]。
阳信县“夏四月，逆闯伪令搜罗邑绅子弟蠲赀助饷，各三五百金，勒限追比”
[79]。
邹平县令王世传上任后“阳言蠲租，刑逼乡官，渐及富户，谓之追饷”
[80]。
与此同时，我们却没有见到大顺政权征收赋税的记载，这就证明崇祯十七年五月以前大顺政权仍停留在以追赃助饷为主要手段解决庞大的军费和行政开支的阶段上。
在北京城内对明朝廷官员的追赃从三月下旬开始，未经选用的官员大抵发往各营追赃助饷，“言卿相所有，非盗上则剥下，皆赃也”
[81]。
四月初八日，李自成发现此举在政治上已造成不利影响，下令停止，被押官僚无论完赃与否一律释放，但各地的追赃活动一直延续到大顺军败回西安才停止。
官绅地主归顺李自成，出于保护自身利益，把他当作新的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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