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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顺军在北京期间的措施
占领北京期间是大顺政权的全盛时期，统治区虽然非常辽阔，迅速的失败却招致了后人对大顺政权的种种非议，其中说得最多的是大顺军进京以后立即从上到下全面地腐化，以致军无斗志，民心尽失。
事实却证明，大顺军的失败是另有原因的。
同明末清初相比，大顺政权的军纪和吏治都更好一些。
早在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就以“剿兵安民”
为己任，现存明朝官方文书中常常可以见到“贼梳兵篦”
“贼来犹可，左兵杀我”
一类的记载，曲折地表述了农民军纪律远较官军为佳。
大顺军进入北京时，文秉的记载是“伪将刘宗敏整军入，军容甚肃”
[50]；刘尚友也说：“辰刻入城，果尔肃然。”
[51]“街坊胡同无不至者，但不抄掠。”
[52]“至**、夺、斩杀之事，则犹未见也。”
[53]“商民仍旧张肆。
兵**掠者有禁，民抢攘者有禁，城军下城者有禁，犯者立死……而人情稍帖。”
[54]明左谕德杨士聪还具体地指出在四月二十六日大顺军从山海关败回北京后的三天里出现了“军纪不行”
的混乱现象，“若二十六日以前，则绝无此等。
坊刻称贼于四月初七日**掠妇女，一日夜安福胡同死者三百七十余人，大属妄语。
事之所无，虽在逆贼，讵可诬乎”
？[55]这些记载都表明大顺军在北京时军纪相当严明。
大顺政权建立之后，旧的统治秩序被摧毁，宣布了三年免征的政策，农民们如解倒悬。
原先各地的“土贼”
（即地方性起义农民）有的解散归农，一部分接受大顺政权的改编，少数同当地官绅勾结变为地主团匪的则被大顺军剿灭。
时人记载：“至李自成称帝关中，设伪令到河北，诸贼始消。”
[56]甲申四月，封建文人陈济生离北京南下，沿途所见大顺政权管辖区的情景是：“追忆出都时，人言籍籍，皆云盗贼密布，跬步难移。
今布帆安稳，殊出望外。”
他行至郑家口（今故城县）时，眼见“居民稠密，诸乡村肩荷而来，日中为市，至晚方散。
太平光景，于兹仅见”
[57]。
大顺政权吏治的清明也是腐朽的明王朝不能比拟的。
早在崇祯十六年李自成襄阳政权任命湖北宜城县举人陈可新为宝州牧（自成改河南宝丰县为宝州），陈可新上任后即“榜大堂柱云：掌宝州一颗印，秋肃春回；受百姓半文钱，天灾人祸”
[58]。
建国大顺以后，委任官员也廉洁奉公，如河北定兴县“崇祯十七年，逆闯陷京师，伪县令刘钟泰自山右来任。
……时贼法严，吏不敢舞文，民不敢犯禁……履任二十余日，邑甚安之”
[59]。
大顺政权淮徐防御使武愫上任后，当地乡绅“有屈膝于公堂上馈遗礼物，为其所摈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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