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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到此为止，也不失为当机立断，可是犹豫成性的朱由检却毫无必要地又加上一句：“如必须再议，先生每即刻会官密议妥确来奏，仍将各官议语各行亲书备览。”
[39]这种立此存照的方式颇能反映崇祯帝的“英察”
。
大学士陈演等也随机应变，再次召集大臣合议，借以分担责任。
廷议通过后，又“请行督、抚、镇再议宁远弃后关门作何守法，军民作何安顿，总欲完其不敢任之局也”
[40]。
经过这样反复协商、互相推诿，直到三月十三日吴三桂部才携家带口进入山海关。
这时大顺军已经占领大同、阳和、宣府，京西重镇全部瓦解。
原议调吴三桂部加强山西防务的时机早已失去，而吴三桂等入关后又要求用五天时间在永平府境内安置家口，连指望他赴京勤王的目的都没有达到。
随着军事形势的逐渐恶化，朱由检内心里早就酝酿着南迁图存的念头。
按照明朝的两京制度，留都南京一直保持着全套中央机构。
朱由检设想迁都南京，至少可以暂时避开农民军和满洲贵族军队的直接威胁。
如果做出这一决策，对于明朝廷来说不失为明智之举，因为整个北方政治军事格局将由力量最弱的明朝廷苦撑着来自西部和东北两面的沉重压力变为大顺军与清军直接对峙，而明朝廷却保有江南财赋之区在内的半壁河山，可以争取到一段喘息时间再依据形势的发展决定对策。
然而，朝廷南迁毕竟预示着整个北方易手，京师和成祖以降的陵寝化为异域。
优柔寡断又自视甚高的崇祯帝下不了决心。
他希望朝廷大臣合辞恳请，最好是一面以“御驾亲征”
的堂皇名义护送他到南京视事，一面又能有一批肯担当任事的官僚代他留守北京，收拾残局。
同他的意愿相反，绝大多数大臣只为自己的身家性命着想，在面临这种关系宗庙社稷的重大决策时不愿承担风险。
结果是，“帝欲大臣一言主之。
大臣畏帝不敢言，虑驾行属其留守，或驾行后京师不能守，帝必罪主之者。
遂无人决策”
[41]。
到三月中旬，大顺军南北两路合击京师的部署已接近完成，朱由检南逃的可能性也很小了，他才能在无可奈何之中发出了“朕不能守社稷，然能死社稷”
的叹息，准备与明王朝同归于尽。
[42]
这里还应当提到皇太子南下监国和二王分封的问题。
明亡前，崇祯帝有三个儿子即太子朱慈烺、定王朱慈炤、永王朱慈焕，都养在宫中。
当北京局势危急时，不少大臣建议让太子到南京监国，同时让定王和永王离京就藩（建藩地点诸臣意见不一，多数主张分封于南方），目的是以防万一，为继统问题准备后路。
由于朱由检本意是自己率宫眷南下，对廷臣的上述意见大为不满，他怒不可遏地说：“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哥儿们孩子家做得甚事？先生早讲战守之策，此外不必再言。”
[43]就这样，太子南下监国、二王分封的计划终成画饼，造成了覆巢之下无完卵的结局。
这对于后来南明局势的变化是关系重大的：正是由于没有直系继统人，才演出了一幕幕立福、立潞之争，唐、鲁争立，唐、桂争立的场面，严重地削弱了抗清力量的统一。
三月十五日，大顺军直抵居庸关，总兵唐通和监军太监杜之秩投降。
次日，进占昌平。
十七日到达京师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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