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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贞看到了明帝国各种社会矛盾的尖锐化，预感到大规模的斗争可能爆发。
他忧心忡忡地说：“夫虏与倭乱我者，非欲有我者也。
忧不在南北，而在中土；机不在将帅，而在朝廷；失不在地利，而在人心。
呜呼，亦未如之何已。”
[257]又说：“燕赵秦晋齐鲁周楚之郊，其为侠结纳亡命习射骑陆博报仇者不可纪也，铸山煮海夜出而晨归者不可纪也，习妖书为妖服以妄希富贵者不可纪也。
一旦而有豪喜乱者倡之，不旬月而数十万人可立受事于麾下，鼓行而前，谁为坚者？指淮漕则天下之喉咽塞，指中都则天下之耳目新，指陪京则天下之根本摇，指汴洛则天下之矛钤集。
我欲抽北兵而虏控揣我，我欲抽南兵而倭扼掣我，我欲悉发诸夷而诸夷玩狃我。
於乎，何以策之哉！
……夫以天下全盛之势而举事一不当，而豪杰得以窥其间。
吁，可畏哉！”
[258]透过这类文字可以看出，王世贞对于明王朝业已危机四伏是有清醒认识的。
正是由于他一方面对统治集团的腐化堕落表示不满，另一方面又希望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能够继续统治下去，因此很自然地倾向于改良主义的政治观。
他希冀通过一番改革，抑制权贵和太监的气焰，打击贪污腐化现象，借以澄清吏治；同时对国家的一些制度加以整顿，稍微减轻一点对劳动人民的压迫，从而缓和社会矛盾。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提到王世贞曾经说过：“予心服江陵（张居正）之功，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恶也。”
同书在另一个地方又记载了王世贞对张居正的评语说：“江陵相业，吾始终不谓其非。”
许多史籍都记载张居正同王世贞的关系并不好，张秉政期间王世贞也受到压抑，在张居正改革被万历皇帝全盘推翻之后，王世贞能够说出这样的公道话，不仅表明他的心胸比较开阔，也证明他在思想上是同情和支持张居正实行的改良主义政策的。
王世贞在著作中经常为朝廷提出一些改革性建议。
在《处宗室策》一文里，他针对朱元璋的龙子龙孙螽斯日蕃，“虽尽大农之赋不足以养之”
的情况写道：“亲王于常禄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千石，以至庶人亦百石，而他婚嫁、居第、资送、导从之费不与焉。
愚尝得宗正籍观之，自嘉靖二十八年而见存者一万余人，今又十余年矣，人益其半而合之，而当为二万人也。
又十余年而人益其半而合之，当为四万五千人也。
酌禄之中，人各得禄五百石，益万人是益五百万石粟也。
天下有益禄而无增田，吾不知大司农何以应之，是重敝民也，民贫且逃亡矣。
宗室之人所以仰哺而待衣者日孳孳焉，而卒莫与也；官又为厉禁，俾不得从农商之业，其贤者又不得偕寒士从有司之荐，蒙虚名而鲜实利，故至并室而雉经者有之矣，易名姓而为所不可为者有之矣，是重敝宗室也。
……上诚欲惇亲亲，不以吏事困之，则请姑置其近者，请自将军以上少裁其禄数而务其实惠，中尉以下则请毋赐爵禄而宽其禁，使其贤者得与寒士角长而受仕，其不肖者从事于南亩，以其力周其身，而官弗与焉，庶乎其犹有支也。”
在《同姓诸王表》序言里，他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并且引用《易经》的话“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来说明只有因势而变，才“庶几可以展转而支百年”
。
这种要求统治者进行一些枝节的改革，稍微减轻一点对农民的榨取，使制度能够延续下去的建议，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他的改良主义政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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