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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文臣武将，卖降恐后”
[17]的局面。
有的地方的知识分子在起义军尚未到达的时候就纠集群众迫使明朝地方官纳土投降，如“邛州诸生闻省城失守，即纠集无赖向上南巡道胡恒伐鼓大噪，索印款贼”
[18]。
许多史籍都记载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时，吸收了大批原来明朝的投降官员。
如《圣教入川记》一书中就说：“初，成都官吏见献忠将至，逃避不追。
继见献忠称王，分官任事，以为暴雨之后，云收雾散，将见太平。
又闻献忠有勇有为，能任国事。
于是，一班官吏均出任事。”
由于处在开国草创时期，不少人还被破格地任以中央和地方的高级职务。
只要分析一下大西政权高级职务的人选，就可以发现它是经过精心安排的。
在两名丞相（或称大学士）当中一位是跟随张献忠多年的安徽桐城诸生汪兆龄，另一位则是曾经任过明朝通州知州的四川绵州人严锡命。
在六部尚书当中除了工部尚书王应龙是弓匠出身的陕北老战士，刑部尚书李时荣是湖北黄州诸生以外，其他四部尚书即吏部胡默、户部王国宁、礼部吴继善和江鼎镇、兵部龚完敬，都是从四川绅士或在四川任职的明朝官员里选拔的。
此外，唯一的省级最高官员四川巡抚也用了广元人吴宇英。
四川人（包括投降过来的原明政府四川地方官员）在大西政权里占的比例这么大，固然同建国时期人才缺乏有关，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借此笼络四川的士绅。
大西政权还在全川四道设置学院，“取士察吏”
[19]，考试方法也做了改革，“变八股为策论”
[20]。
张献忠还亲自为廷试命题，并且撰写《万言策》颁发学宫，以为示范。
[21]有的书上记载，大西政权通过“开科取士，中乡试者八十人，中会试者五十人”
[22]。
不久，“又以为不得真材，仍复设科。
是一年而两科举也”
[23]。
这种在一年之内两次举行科举打破了三年一届的惯例，起到了广泛收揽人心的作用。
封建史书说，由于张献忠在四川“设科取士，士之嗜利不知名义者尚习举业”
[24]，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四川的士子热衷于大西政权科举的情况。
通过科举取士也充实了各级政权机构，即所谓“又配知府以游击，知州以都佥，知县以守备，皆以伪科所取文武进士、举人为之”
[25]。
这些情况说明，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的初期基于“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
[26]的根本方针，很自然地希望得到当地人士的支持，因而一如既往地贯彻了团结和争取一般士绅和知识分子的政策。
而四川的绅衿一方面对明王朝的贪婪腐朽积怨在心，另一方面又担心兵祸连绵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也指望大西政权能够成为自身利益的保护者，即蜕变为实行清廉吏治的封建政权。
然而，严酷的阶级对立很快就压倒了双方的愿望，随之而来的是疯狂的叛乱和坚决的镇压。
四
大约到了1645年，张献忠领导的大西政权同四川各地的地主豪绅及其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化了。
在这年的冬天发生了借口举行特科屠戮大批应试士子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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