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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不及十万”
，崇祯皇帝真成了“廉洁奉公”
的典范；而且连百官追赃助饷所得也因为毛奇龄规定的份额已满，不值一提了。
大顺政权在黄河流域对明朝官绅普遍实行追赃助饷是一项公开宣布的政策，起义农民相信自己这样做是完全正义的，毛奇龄说什么“恶拷索名”
才声言得自内帑，显然是别有用心。
在明内帑的问题上，如果真是把有关史料都摊出来加以甄别比较，雪垠同志所欣赏的“崇祯朝内帑空虚”
未必是“事实”
，他批判郭老“误信宫中藏银传说而轻易大发议论”
至少是失之偏执。
至于雪垠同志做出的“常识”
推理：“倘若崇祯的库中有许多银子他到不得已时断不会宁肯亡国和置一家一族的性命于不顾，不肯拿出库中银子。”
我以为这是纯属主观臆断。
在明末农民战争中藩王们守着银子一毛不拔最后身家俱灭的事例难道还少吗？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起义军进攻洛阳前夕，原任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见城内缺兵缺饷，上书福王朱常洵请他拿出钱财养兵，书中还以宜阳、永宁二城被起义军攻破引为鉴戒，说这两个城里的宗室官绅“悠悠忽忽，靠天度日，一筹不画，一钱不舍，一言不听，今虽噬脐，嗟何及矣”
[22]！
守城的官军士兵公开在路上破口大骂：“王府金钱百万，厌粱肉，而令吾辈枵腹死贼乎？”
[23]朱常洵依然无动于衷。
没过几天，起义军破城而入，福王被活捉。
李自成在审问时怒斥道：“汝为亲王，富甲天下。
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
令打他四十大板，斩首示众。
[24]崇祯十六年，张献忠起义军兵临武昌，在籍大学士贺逢圣和三司官员请求楚王朱华奎借给几十万两银子充作军饷，朱华奎却叫人搬出一张只有王爷才能坐的裹金交椅说：“此可佐军，他无有！”
[25]起义军入城，朱华奎被俘，“尽取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
。
张献忠也为之叹息道：“有如此金钱不能设守，朱胡子真庸儿！”
[26]同年十月，李自成部破潼关向西安进军，明陕西官员请求秦王朱存枢给参加守城的四川兵每人发一件棉衣御寒，朱存枢不肯答应。
守军开门投降，秦王被活捉。
崇祯十七年，大西军进军成都，四川地方官请求蜀王朱至澍出钱募兵，朱至澍却“惜财如命，向各官攒眉而言曰：孤本无蓄，止有承运殿一座，如可变，请先生卖以充饷”
[27]。
不久，大西军攻克成都，蜀王投井而死。
这些例子都违反姚雪垠同志的常识推理，然而，毕竟是事实。
恩格斯说得好：“我们的玄想家可以随心所欲地兜圈子，他从大门扔出去的历史现实，又从窗户进来了。”
[28]明亡前夕，那些皇亲国戚、勋贵太监以及文武百官们大抵都是这样贪婪鄙吝。
史籍中“多藏厚亡”
“象惜其齿而焚身”
之类的说法屡见不鲜。
朱由检具有同样的“德性”
，并没有什么超越情理之处。
雪垠同志在文章里虽然一再说自己尊敬郭老，可是就通篇文章来看却给人一种相反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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