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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政策的革命性表现在它把原先的地主向农民征收的田租由一半以上减为十分之一，大大降低了剥削率；而地主仍能分取一部分，生活有着，减少了敌对情绪。
由于税额稳定，严禁官吏贪污害民，地主不得任意盘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为高涨。
当年秋成就“倍于曩昔”
；次年又“大熟，百姓丰足”
；再下一年仍是“大有年，兵民安乐如初”
。
[38]
孙可望等还保护民间贸易，“铸兴朝通宝，每大者文抵一分，次者文抵五厘”
[39]。
这件事在云南历史上是值得记载一笔的。
云南产铜，明代虽曾奉朝命铸造铜钱，但均输往内地充饷，当地居民并不使用；民间一直通用贝钱，称为。
自孙可望铸兴朝通宝，“禁民用贝，违其令者刖劓之。
辛未通行”
[40]。
云南在流通过程中才普遍用钱，和其他各省趋于一致，这对于活跃云南和内地经济上的交流具有深远的意义。
对井盐的管理也很得法。
孙可望规定，“黑、琅两井之盐归官，令商人在省完工本，领票赴井支盐。
由是凡系盐商悉大富，以白镪为瓦砾矣。
命史文为盐税司，盐课、商税尽归史文收。
每一下操，赏赉动以万计”
[41]。
这是活跃经济，充裕军饷的一个典型例子。
（三）整顿军政。
在军制方面，孙可望采取的措施十分有力，主要包括严肃军纪、加强训练、改善军需供应。
现分述如下：一、纪律严明：“凡发兵征剿，所过大路，鸡犬不惊，百姓卖酒肉者路旁不断。
如兵余小子有擅夺百姓一物者，立刻取斩。
如该主不首，连坐；该管官失察，责八十棍。
立法若是之严，故民得安息反富庶焉。”
[42]史籍中记载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有抚右营兵马前往禄丰驼粮，回至草铺歇下，有一兵失手误伤百姓方二岁小儿一个。
百姓喊叫，杨总兵得知，将兵拿去责四十棍，断烧埋银十两。
不意草铺管庄报与刘文秀。
及杨总兵押粮至省回话，刘文秀大骂，要责杨总兵一百棍，众官力保方恕。
将打死小儿之兵拿去，立刻绑出小西门外枭首，将头传送草铺号令。”
[43]兵丁误伤百姓致死竟被枭首示众，执法显然过严，但由此可见孙可望等人为纠正兵员损害百姓利益，不惜矫枉过正。
他们得到云南百姓的衷心拥护绝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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