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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人士记载，“孙可望等倡义之名至今人犹道焉”
[31]。
平定全滇之后，孙可望“发兵守四川之大渡河，贵州之镇远，中路之雪山关，凡可以入滇之路，悉扼守之”
[32]。
防止了清军和南明官军的入滇，使大西军在四川丧败后再次有了一块稳定的基地。
为了充分认识孙可望等人决策入滇的重大意义，不妨同大顺军做个比较。
在李自成牺牲以后，政权瓦解，基地全无，大顺军余部长期寄人篱下，直到后期才在夔东人迹罕至的高山大川之处建立了自己的据点。
尽管它的主要领导人李过、高一功、李来亨具有宁死不屈的坚贞品质，但人员、物资的严重不足却大大限制了大顺军积聚力量。
没有一块比较稳定和比较富庶的后方基地，是大顺军余部在抗清斗争中未能取得较大战果的主要原因。
大西军后期在抗清斗争中之所以能够北出贵州、四川，东进广西、广东、湖南，数度战胜不可一世的清军，长期充当全国抗清的主力，都是同它经营云南分不开的。
而在开拓云南为基地的过程中，孙可望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是最高的决策人和组织者。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西军前期抗清斗争的胜利同孙可望的功绩是凝聚在一起的。
（二）经营云南，励精图治。
大西军既然以云南为基地，自然需要建立政权。
孙可望被推为国主。
[33]当时大西国号已废止不用，同南明朝廷又无往来，因此未建国号，纪年用干支。
史籍记载，孙可望“大书示命，号召全滇，云：孤率三兄弟，统百万貔貅，建国不建统，纪年不纪号”
[34]。
政权机构设立了六部和地方文职官员。
为了防止地主豪绅的破坏，以孙可望为首的“四将军政权”
实行了严格的保甲制度：“户设一牌，书大小男妇姓氏悬之门首，以备查核。
严门禁，不许妇女出入；凡男人出入，各以腰牌为据，牌上写本身年貌住址。
城外入城者将腰牌进挂于月城之右廊，事毕出仍取去，门上放出。
城内出者持腰牌挂于月城之左廊，事毕入仍取去，有牌，守卒始放入。
远来者面上打印为号，有印，门卒始放出。
若是之严，总贼畏土司之众多，恐有不测，深防若此。”
[35]在府、州要地，各设置兵马一营，以张声势。
在经济政策上，颇有创新。
刚刚进入昆明地区时，面临紧迫的兵食问题，在很短一个时期里实行过打粮的办法。
这种措施必然造成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下降，大西政权在四川的失败是有过沉痛的教训的。
因此，孙可望等人很快就代之以切实可行的赋税政策。
他们派出人员“踏看田地所出，与百姓平分，田主十与一焉。
条编半征，人丁不论上中下全征”
[36]。
就田赋而言，十分之内，官四民六[37]，农民的负担是比较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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